與學者對話—黃洪教授 在職貧窮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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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者對話—黃洪教授 在職貧窮未解決!

與學者對話—黃洪教授 在職貧窮未解決!

 

 黃洪教授談起跨代貧窮問題,就解釋其實所有小朋友都沒有收入的,嚴格來說,以收入來量度,只可以說是來自貧窮的家庭。青年的貧窮問題,等於家庭的貧窮問題,事實上現在香港面對的一大群「在職貧窮」(working poor)問題的人,以前的貧窮是老弱傷殘人士,他們領了綜援就可以解決。現在是新貧窮問題。有工作但依舊貧窮的一批人士。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情況呢?黃洪解釋, 1997後,發生了很長時間的失業問題。有工沒有做,有人沒工做。人工很低。當時服務業月薪大約6000-7000元,但女性服務業叫價只有3000-4000元。又例如茶餐廳侍應平均月薪7000元,僱主壓榨新來港婦女至4000元,婦女又甘心,那變相拉低平均工資水平了。新來港婦女、 少數族裔等,他們的議價能力很低,又願意接受低的工資。如此一來,長期穩定的工種被邊緣化的勞工如兼職、合約制、假自僱等一一替代,最終只有一個結果–工資下降。黃洪就說,要解決青少年的貧窮問題,必先解決貧窮家長問題。生涯規劃? 根本是未涉及核心的原因,完全對青少年沒有絲毫幫助。現時的悲哀狀況是,即使是香港頭三大的大學出身,便等於可以脫貧嗎?答案是完全否定的。這是大環境所造成的,只有厭惡性工作如洗碗,建築業工人才可以賺取高人工。可是讀飽書的大學生願意做嗎?

全球化也是另一導致在職貧窮的原因,全球競爭劇烈,訓練趕不上科技的進步,當一群婦女訓練完中文打字,傳呼台已搬遷往中國內地,銀行後勤不少已被搬遷往大陸的廣州、印度等。連銀行服務櫃台都以機器代替,只剩下營業員,文職收縮是大趨勢,有不少50多歲的勞工找不到工做。黃教授表示曾知道有中年人士在政府的再培訓中心讀了30多個課程,最後只當了家務助理,政府的再培訓並非失業人士的靈丹妙藥。

香港的貧窮問題源於不公平。不公平的制度為何會出現? 就是涉及資本主義的三大回報: 資本、勞工、土地—生產原素的應有回報。少數金融地產的資本一定利潤大。中小企只有微利,不是賺很多錢。他們的支出大部分放在租金之上。結果是誰掌握樓及空間供應,就等於賺得最多。小資家被大資本家欺負,非金融地產業務金被融地產業務欺負。有樓收租的人最生活無憂,等於脫離了貧窮。香港出現一個明顯現象,收入嚴重分配不公。愈有資產的就愈易有資產,大家在不同的起跑線,有部分人唯有「靠父幹」。黃教授有切身體驗,其女兒從事會計,半夜2時才回來是閒事,最後還是決定不幹,只因為勞動回報太低。現時有老人院輸入外勞以降低成本,又是誰承受苦果呢?

黃洪認為研究工資的問題才是宏觀地對「脫貧」發揮作用。有研究發現,從事兼職的婦女,尤是新來港婦女。若時薪提高,她們是願意增加工時的。香港於2004年合法規管最低工資,結果商議出來只是28元。黃教授認為非常沒有意思及浪費時間,他當時已預計到每年只會增加2元左右,只是勉強幫助一批沒有議價能力的青年人。

他非常認同英國的做法,利用生活工資水平( living rate),約50元左右時薪,若僱主願意跟從的話,必先要認証及切實執行。現時已有不少機構自願跟從如匯豐銀行。黃金的定律是,作為良好的僱主才可以聘請到好的員工。事實上,立法會令僱主覺得係愈多制肘。香港方面,黃洪認為可以好好考慮此方式。生活津貼是大家與商界一起想清楚,並而配合一起做,而非站在對立的方向,他認為這是此兩年會大力爭取的議題,大家不可以輕言放棄的。

黃洪一向致力於貧窮的研究項目,然而他認為研究以外,最重要的是還是民間的爭取,有著學者一貫的堅持作風,他強調:「民間不自己去爭取,只靠人恩賜, 就沒有了張力與壓力!」筆者又說起一批常駐的「麥當奴難民」,試問一下房價昂貴是否唯一因素? 應該如何理解此現象呢? 黃洪認為與申請公屋也有密切關係,申請到公屋固然可喜,卻有一批人被排除在外。例如一人家庭,有些沒有結婚又購買不起私人樓宇,只好居住「劏房」,與多隻跳蚤為伴,結果難以入眠,唯有去麥當奴睡個數小時,真是現今繁榮的香港真實的寫照。黃教授回想起曾一同爭取退保的一位已去世的婆婆,他鼻子一酸話婆婆跟他說:「(退保)我不是為自己爭取,而是為了你和你的下一代去爭的。」這話仿佛成為了黃教授推動研究和爭取長者保障的動力。過程中,即使有青年人的不認同,他亦寄語青年人不要只看眼前為他人的付出,要多想自己年老後也有機會需要到社會資源的關顧。

筆者非常心痛,我愛的香港有著如斯的畫面,筆者認同黃洪所言,只有無間斷的爭取,才可以改變現狀!力量雖然小,有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香港人,不要放棄可以嗎?

採訪及編輯:洪倩茹

撰文:郭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