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外交:交涉於平民及武裝組織間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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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外交:交涉於平民及武裝組織間的香港人

人道外交:交涉於平民及武裝組織間的香港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ICRC) 位於瑞士日內瓦,成立於1863年,是全球紅十字運動組織的起源。當年瑞士商人亨利 杜南目睹索爾費里諾戰役後,認為世界上需要有一個中立的人道組織,照顧戰事中的平民及傷病者,故此牽頭成立了ICRC。接着,全球響應,慢慢每個國家也開始成立國內的紅十字或紅新月會。
和各國的紅十字及紅新月會不同,ICRC的職責主要源自1949年《日內瓦公約》或戰爭法。它專責在世界各地為受衝突和武裝暴力影響的人努力提供援助,並積極推廣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法律。它是一個獨立而且中立的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共有大約1.6萬名員工;資金主要來自於各成員國政府以及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自願捐贈。
在投資銀行工作約4年後,我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遇上了ICRC。和大部分的同事一樣,我被派到前線戰地如巴勒斯坦,阿富汗及緬甸,擔當ICRC駐外代表(delegate)的工作。在香港,一般人普遍認識前線醫療工作,ICRC也有自己的醫療團隊。但駐外代表是主力從事人道外交的工作,我們會在監獄探訪戰爭囚犯,代表平民與軍隊及武裝組織就軍事行動對平民所造成的傷害而交涉,有時甚至會處理人質綁架事件(https:/ /read01.com/Eyo2Kk.html#.WjP9l-mWyM8)。

HONG KONG SAR,CHINA: December 11, 2017. ICRC dinner in Hong Kong at the American Club city club

在前線工作,見到很多人類的極限,當中讓我思考很多。當大家討論人道問題時,一般都會把焦點放在受害人身上,但其實很多時候,在前線工作的當地員工自身既是救人使者,也是受害人的一部分。我記得在阿富汗工作,在一次野外出差,我要和我的本地團隊(男生)一起在一個房間換衣服。當時,我發現他們8個阿富汗人,每個身上都有着因子彈受傷的傷痕。當時我在想,這些阿富汗同事都是當地的精英,能通外語也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但這些精英在戰亂的國度裡,都曾經歷過生死的邊緣。故此,平民的情況更可見一斑。

另外,像我這些外國同事,在前線的任務都是有期限的,任務完結了就能離開戰區放假。可是,這些當地的員工,他們生於戰區,也活於戰區,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放假離開戰區的機會。故此,每當媒體把焦點都放在願意去戰區工作的外國人,其實我喜歡大家更歌頌這些生於戰區仍能努力生活的人,他們體現了人類的頑強生命力及可能性。

最近,很多人都問目前全球局勢對人道工作者最困難是什麼,亦令我對人道工作及自己成長的環境有進一步反思。我的看法不是什麼大殺傷力武器,而是戰爭的零碎化。以往的戰爭主要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故此國際法能發揮其效能。可是,現時不少的武裝衝突以很新形態出現,例如 : 國家與非國家組織,武裝組織與武裝組織, 甚至是意識形態與武裝網絡。因此,國際法的定位變得含糊,難以確保戰爭法在衝突中得到落實。而更壞的情況,甚至對人道工作人員直接構成威脅。 2017年確實是一個困難的一年,6名ICRC阿富汗員工在工作時被不知名武裝組織綁架殺害,當中有兩位是我從前的團隊。
反觀香港是一個福地,戰爭從來都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其實我們放眼東南亞,都可以發現鄰國如菲律賓,泰國,緬甸都有武裝衝突,甚至戰爭零碎化的現象。試想如果有一天,這些零碎的軍事單位滲入了香港,或者東南亞因戰亂而出現難民潮湧入香港,到底身為國際大都會市民的我們,有多少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是呢 ?我們常說香港非常國際化,除了商業,旅遊外,我們對鄰近地區又有多少認識呢?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