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援助 Archives - 太平山青年商會
360
archive,tag,tag-360,theme-stockholm,woocommerce-no-js,ajax_fade,page_not_loaded,,select-child-theme-ver-1.0.0,select-theme-ver-3.1,popup-menu-text-from-top,wpb-js-composer js-comp-ver-4.11.2.1,vc_responsive

人道援助

亞洲新科技及青年的影響力

上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即ICRC)的主席彼得 毛雷爾應香港科技大學的新任校長史維教授的邀請,來臨香港做第一次的公開論壇。這次論壇有多達400人參與,當中兩位領袖的交流刺激,讓會場氣氛濃厚。對談中的一些觀點很值得記錄及讓大家思考,故我再借此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主題演講的部分,毛雷爾主席指出,在全球衝突地方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國際機構難以再依賴傳統的捐款或慈善的經濟模型經營下去。故此,他主動邀請正如日方中的亞洲科技企業一同合作,利用新科技及創新合作,為戰區找出共贏的援助方案。在其後的問答環節,有與會者回應此觀點問,亞洲的科技企業甚至政府有其新的力量,但他們的角色是什麽呢?毛雷爾直接支出,當前國際的多邊援助項目裏面,以歐美的援助為主,當然國際社會希望見到亞洲社會能在國際舞台有更大的擔當和角色,這個ICRC是積極推動及鼓勵。 (網上圖片) 接著,有一個工程系的同學提問,他們不斷研究新產品,我們怎麼能阻止他們研究出來的創新技術不會被利用到害人的地方呢?這是一個多麼赤子的提問,讓全場鼓掌。毛雷爾主席毫不遲疑回應,他說:「工程技術來自研究員,但技術的利用,從來都不在學術研究員的手裏,反而它從來都是被政治家來決定。故此,大學及國際機構需要攜手爭取政治的engagement渠道。」這個簡單但坦誠的回應,再次惹來全場的掌聲。 (網上圖片) 在散場前,有人問史維校長,既然國際機構中亞洲人(甚至香港人)的代表性那麽低,身為科大的校長,他有什麼計劃推動更多亞洲人預備一個國際機構的事業呢?校長精點回應,科大這次誠邀國際組織的主席來港對談,就不是正正讓大家,甚至他自己以科研為主的學生體驗到,真正的國際外交人員的經驗是如何累積回來的嗎?而科大也會積極推動更多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機會,讓在港研讀的年青人有機會在國際外交市場競爭。 確實,科技的進步及國際環境的嚴峻讓國際機構和大學都要求變,而促成這次合作。每年在香港有數千場標榜著「國際性」會議,當中以經貿為主。但真的能把地緣政治及外交手腕等視野直接帶給年輕的,真的不是很多。這次香港科技大學踏出的第一部,除了為自己的學生帶來刺激外,希望也為一帶香港人拓寬更大的人生視野。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如何很local地global? 

早一陣子,有幸被邀請成爲吉隆坡的「TEDxPetalingStreet」年會講者之一,在過去幾個月,一直爲了彩排的事情而忙碌。在年會上,除了分享了自己在國際人道事務中的故事外(真心有點悶了),我很高興遇到一位很具啓發性的講者。她的分享内容給我確認了一些我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一階段新動向的觀察。 這位講者名字叫張文婷,她來自東馬拉西亞的婆羅洲。 她成長自當地,其後到英國留學,成爲英國皇家建築師。本來在英國發展不錯的她,於前幾年突然回去東馬,成立自己的建築及藝術實驗室。她在分享中提出幾個觀點去解釋她這個人生決定。其中,她疑惑爲何大家總覺得紐約、東京和巴黎這些國際大都會才配是藝術之都 ?爲何婆羅洲不可以是孕育出國際級本土藝術的地方呢?  其實,有關這個「國際中的本土意識」的議題,我最近在不同的國際會議、學術討論、以及文化人圈子的交流中都開始聽到。如果要嘗試給這個現象的出現作出解析,我看法是:第一,全球化這個話題開始有點舊,變成有點陳腔濫調的感覺。第二,從前全球化也許爲當代社會帶來很多新思維,但慢慢地它也帶來了「標準化」。故此,我們去到哪裏旅行都有一種熟識的感覺,到處都是統一的大型商場或消費主題模式,旅客在感覺沉悶的同時,也希望尋找新刺激。 (網上圖片) 其實,近年出現的「深度」旅游,也許就是消費者對標準全球化的反思而出來的產物。大家在追求「往外」看的同時,也期待在當地能深入的「往内」體驗。故此,我們慢慢見到很多這類以地方色彩爲主題的產品出現在不同的市場。例如:以體現敘利亞阿勒頗做肥皂傳統,及支持當地戰後重建,而在歐洲大行其道的「阿勒頗肥皂」,或者到烏克蘭切爾洛貝爾反思核污染遺害的旅行團,均帶著同樣的色彩。 (網上圖片) 近期,在不同的場合接觸到本地國際關係專家沈教授,他也屢次提及「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這個詞的當前翻譯是「全球在地化」。雖然暫時還沒有較統一的中文著譯,但從網上看過以後,我認爲較具體的表達可以是:人們該擁有思考全球化,而行動在地化的能力。看似來,在下一階段的全球化的競爭中,各國(特別是後進國)不能單靠往國際標準靠攏而脫穎而出。反而,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小地方的自身特色,繼而讓這些地方色彩發亮於全球。 在這篇感想完結前,我想再借用張文婷的兩句説話,希望大家能體會當中意思。 「在這個年代,走出去不是最大的難題,而是怎麽回家。」 「我們該想的是,回家以後,如何連接世界。」 (注:轉述文字如有任何出入,請見諒,但大體意思相同)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也門! 也門!

最近一直看著自己機構2018年十大人道項目點,這些項目點代表著當前地球裏面最激烈的戰區。當中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伊拉克、南蘇丹、烏克蘭。。。。。。但其中有一個國家,一般香港人都不會太注意,它就是「也門」。 (網上圖片) 這個位於阿拉伯半島南部,擁有著估計2千多萬人口的小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正當我們還提及著敘利亞及伊拉克等戰區時,這個南阿拉伯小國正面對著被稱為是當前地球最大的人道危機的國家。根據2017年聯合國的數字,在也門國內有1000多萬人需要人道援助。這個數字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就是每兩個也門人中,就有一個人需要人道援助! (網上圖片) 為何也門會演變變到今天的局面呢?它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複合型」災難。由於長期內戰,導致社會制度崩潰。人民不是直接受害於戰爭,就是間接地由於社會缺乏基本系統,而至基本生活保障蕩然無存。 說到也門的內戰,我只能想到一個詞「複雜」。原因: 從歷史角度: 90年代前,也門是南北分立。儘管勉強統一,但南北差異從沒消失。 從地緣政治角度: 過去幾年的內戰是原自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同時,由於當前政權管治能力薄弱,該國已成為「蓋達組織」及「伊斯特國」的殘餘勢力的避難所。 從宗教角度: 現在的內戰有著傳統遜尼派和什葉派抗爭的元素。 從國際關係角度: 當前的所謂內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伊朗、沙特、俄羅斯及美國等大國的直接參與。 當上述的所有因素交雜在一起時,這場戰鬥又怎能不複雜?又怎能容易解決呢? 但禍不單行的時是,去年也門遇上大型霍亂。霍亂本來不是一個難避免的疾症病,但由於社會服務制度嚴重崩潰,也門基本沒有有效的供水及醫療制度去應對,導致在高峰時期估計有接近50萬人感染霍亂。 (網上圖片) 面對這樣一場大型危機,所有國際機構都沒法動員足夠的支持去應對。也許,也門這樣的一個小國就是註定沒法吸引世人的注意力。 香港人出名夠善心,如果各位朋友有做善事的意向而不知道要支援些什麼,從現在到未來幾年,也門絕對是大家該注意的地方。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