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 Archives - 太平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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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亞洲新科技及青年的影響力

上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即ICRC)的主席彼得毛雷爾應香港科技大學的新任校長史維教授的邀請，來臨香港做第一次的公開論壇。這次論壇有多達400人參與，當中兩位領袖的交流刺激，讓會場氣氛濃厚。對談中的一些觀點很值得記錄及讓大家思考，故我再借此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主題演講的部分，毛雷爾主席指出，在全球衝突地方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國際機構難以再依賴傳統的捐款或慈善的經濟模型經營下去。故此，他主動邀請正如日方中的亞洲科技企業一同合作，利用新科技及創新合作，為戰區找出共贏的援助方案。在其後的問答環節，有與會者回應此觀點問，亞洲的科技企業甚至政府有其新的力量，但他們的角色是什麽呢?毛雷爾直接支出，當前國際的多邊援助項目裏面，以歐美的援助為主，當然國際社會希望見到亞洲社會能在國際舞台有更大的擔當和角色，這個ICRC是積極推動及鼓勵。 (網上圖片) 接著，有一個工程系的同學提問，他們不斷研究新產品，我們怎麼能阻止他們研究出來的創新技術不會被利用到害人的地方呢?這是一個多麼赤子的提問，讓全場鼓掌。毛雷爾主席毫不遲疑回應，他說:「工程技術來自研究員，但技術的利用，從來都不在學術研究員的手裏，反而它從來都是被政治家來決定。故此，大學及國際機構需要攜手爭取政治的engagement渠道。」這個簡單但坦誠的回應，再次惹來全場的掌聲。 (網上圖片) 在散場前，有人問史維校長，既然國際機構中亞洲人(甚至香港人)的代表性那麽低，身為科大的校長，他有什麼計劃推動更多亞洲人預備一個國際機構的事業呢?校長精點回應，科大這次誠邀國際組織的主席來港對談，就不是正正讓大家，甚至他自己以科研為主的學生體驗到，真正的國際外交人員的經驗是如何累積回來的嗎?而科大也會積極推動更多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機會，讓在港研讀的年青人有機會在國際外交市場競爭。確實，科技的進步及國際環境的嚴峻讓國際機構和大學都要求變，而促成這次合作。每年在香港有數千場標榜著「國際性」會議，當中以經貿為主。但真的能把地緣政治及外交手腕等視野直接帶給年輕的，真的不是很多。這次香港科技大學踏出的第一部，除了為自己的學生帶來刺激外，希望也為一帶香港人拓寬更大的人生視野。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November 23, 2018

也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年度報告

由於特朗普及中美新冷戰的緣故，筆者跟學生和朋友說到這年頭國際政治與香港政治終於難得可以接軌，毋須再分開對待。但那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尚未出爐，這邊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簡稱USCC)的年度報告已率先向北京開火，檢討一國兩制的情况，並要求重新審視美國予香港獨立關稅區及對港出口軍民兩用科技的政策，明顯地中美關係與香港事務已緊扣在一起。 (網上圖片) 筆者在明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2018年10月9日)一文中，已提到美國對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以及「軍民融合」深以為忌，擔心中國將高科技民用轉軍用，藉以挑戰美國的軍事領導地位，因此遏制中國的首務就是須防止高科技向中國「擴散」。無獨有偶，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中所承認的香港獨立關稅區，讓香港可在美國出口管制下購買敏感高科技，正正觸及到這一緊要關節點上，給予中國可經由香港這「漏洞」來取得這些敏感技術的渠道，這本身已足以將香港捲入中美新冷戰的漩渦之中。 (網上圖片) 所以理所當然地，USCC報告有為了重新審視香港獨立關稅區之地位與政策，以及限制潛在軍用之高科技售到香港的作用，然而實際上，報告卻處處指向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行狀況，其內容及口氣似乎更傾向針對政治狀況，甚至有威脅修改《香港政策法》的意味。報告的大意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香港的自治權持續受到侵蝕，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挑戰亦與日俱增，同時也在不斷削弱香港的法律自主權，連剛發生不久的香港民族黨被禁和馬凱事件都有提及。當中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存續至為關鍵的主要有以下兩段： “China’s encroachment on the territory’s political system,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moving Hong Kong closer to becoming more like any another Chinese city rather than a SAR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moving Hong Kong closer to becoming more like any another Chinese city” 在港人眼中可能早屬事實，但對《香港政策法》卻至關重要，皆因《政策法》的存在意義正在於將香港區別於中國大陸，特別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情況必須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這一點實質上已觸及《政策法》的範疇，直接令特區的國際地位蒙上陰影。第二段則是更明確地提及《政策法》，同時指出美國敏感技術出口到香港的前提是該地區與內地的分離/相異：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as outlined in the U.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underscores U.S. support for Hong Kong’s human right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onom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The preservation of Hong Kong’s way of life and maintenance of its status as a global financial and business hub help facilitate U.S. interests. U.S.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export of sensitive U.S. technology to Hong Kong are also predicated on the territory’s separation from the Mainland. In this light, the ongoing decline in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e to Beijing’s increasing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autonomy is a troubling development.” 簡單而言，美國(或至少是USCC)已將香港政治/自治、從美國進口敏感技術，以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與前景捆綁在一起，北京不能只選擇性地繼續保持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由香港進口敏感技術，卻又不保障香港人權、民主、自治與生活方式。 (網上圖片) 誠然，《政策法》以及美國近來行徑固然有「干涉香港事務」之嫌，但北京及港人也須了解西方(在香港)的存在不僅有助於香港國際化，也有助於維護這個國際城市的性質和正常運作─這是各國對一國兩制的原本共識和理解，也是讓香港和一國兩制存在下去的理由。如今香港回歸祖國，其實各國也理解香港須多護着國家利益，不過香港須同時照顧到西方與中國的利益這一點是沒有改變的，如果北京單方面改變固有共識，削減西方的利益與存在，則必會招致反彈，而這一點的偏離也是一國兩制近年變形又走樣的根本原因。撰文：袁彌昌博士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November 11, 2018

怎樣回頭？

看到中美競爭已由貿易戰演變成新冷戰，不禁令人想起鄧小平─改革開放非但令中國富強起來，而且更罕有地將中、美，以至香港的利益連成一氣。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更可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略欺敵(strategic deception)，如果沒有被特朗普政府識破的話，改革開放40年就等於騙了美國人差不多整整40年，可謂把美國人騙得團團轉。 2005年9 月，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發表了題爲《中國往何處去? —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說。演說中呼籲中國成爲現存國際體系中的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與美國一道維護現存的國際體系和應對全球性挑戰，令小布殊政府的對華政策思維發生了重要而積極的變化。誠然，對美國當時的利益而言，佐利克此舉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不利之舉。不過筆者作為老子的信徒，又怎會看不出佐利克是中了中國的欺敵之計？相對於要抗衡中國崛起，佐利克的取向實質上等於放生了中國，還給予了它擔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麼一個冠冕堂堂的借口，任由它繼續在不同領域增加並發揮影響力，作為中國人真的不偷笑才怪，簡直要還神。所以，儘量近年中國的國力是上升了不少，但貿然放棄韜光養晦和這極為成功的戰略欺敵卻是十分可惜。之不過，中共的領導層其實也不乏頭腦清醒、了解中國的全球位置的人。就只在4年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在芝加哥舉行的第25届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JCCT），發表了重要但不太為國人和各界所關注的「美國引領世界論」：中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美國已經主導了世界經濟的體系和規則。中國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願意加入這個體系，基本承認這些規則，也願意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仍然只有美國的55%，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8。更重要的是，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塑造世界經濟秩序的各種規則仍然由美國主導。對此，我們有清醒的認識。中國既沒有想法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者地位。我們只是要在與美國的合作中，讓美方能更好地瞭解中方的想法，理解中方的國情，尊重中國人民的道路選擇，不讓政治制度的差異成爲阻隔經濟合作的障礙。在目前中美新冷戰的氛圍下，再讀汪洋的演說，只令人慨嘆為何開放、務實與清醒的聲音在國家的體制內屢屢受到忽視。如今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經濟上的逐漸被磨蝕，戰略上的更是功虧一簣，不僅是白費了40年來與美國在經濟和外交上的合作關係，甚至把美國人一世紀以來對中國的幻想徹底打破，俱往矣！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

October 31, 2018

如何很local地global？

早一陣子，有幸被邀請成爲吉隆坡的「TEDxPetalingStreet」年會講者之一，在過去幾個月，一直爲了彩排的事情而忙碌。在年會上，除了分享了自己在國際人道事務中的故事外（真心有點悶了），我很高興遇到一位很具啓發性的講者。她的分享内容給我確認了一些我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一階段新動向的觀察。這位講者名字叫張文婷，她來自東馬拉西亞的婆羅洲。她成長自當地，其後到英國留學，成爲英國皇家建築師。本來在英國發展不錯的她，於前幾年突然回去東馬，成立自己的建築及藝術實驗室。她在分享中提出幾個觀點去解釋她這個人生決定。其中，她疑惑爲何大家總覺得紐約、東京和巴黎這些國際大都會才配是藝術之都 ?爲何婆羅洲不可以是孕育出國際級本土藝術的地方呢？其實，有關這個「國際中的本土意識」的議題，我最近在不同的國際會議、學術討論、以及文化人圈子的交流中都開始聽到。如果要嘗試給這個現象的出現作出解析，我看法是：第一，全球化這個話題開始有點舊，變成有點陳腔濫調的感覺。第二，從前全球化也許爲當代社會帶來很多新思維，但慢慢地它也帶來了「標準化」。故此，我們去到哪裏旅行都有一種熟識的感覺，到處都是統一的大型商場或消費主題模式，旅客在感覺沉悶的同時，也希望尋找新刺激。 (網上圖片) 其實，近年出現的「深度」旅游，也許就是消費者對標準全球化的反思而出來的產物。大家在追求「往外」看的同時，也期待在當地能深入的「往内」體驗。故此，我們慢慢見到很多這類以地方色彩爲主題的產品出現在不同的市場。例如：以體現敘利亞阿勒頗做肥皂傳統，及支持當地戰後重建，而在歐洲大行其道的「阿勒頗肥皂」，或者到烏克蘭切爾洛貝爾反思核污染遺害的旅行團，均帶著同樣的色彩。 (網上圖片) 近期，在不同的場合接觸到本地國際關係專家沈教授，他也屢次提及「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這個詞的當前翻譯是「全球在地化」。雖然暫時還沒有較統一的中文著譯，但從網上看過以後，我認爲較具體的表達可以是：人們該擁有思考全球化，而行動在地化的能力。看似來，在下一階段的全球化的競爭中，各國(特別是後進國)不能單靠往國際標準靠攏而脫穎而出。反而，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小地方的自身特色，繼而讓這些地方色彩發亮於全球。在這篇感想完結前，我想再借用張文婷的兩句説話，希望大家能體會當中意思。「在這個年代，走出去不是最大的難題，而是怎麽回家。」「我們該想的是，回家以後，如何連接世界。」（注：轉述文字如有任何出入，請見諒，但大體意思相同）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September 30, 2018

也門! 也門!

最近一直看著自己機構2018年十大人道項目點，這些項目點代表著當前地球裏面最激烈的戰區。當中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伊拉克、南蘇丹、烏克蘭。。。。。。但其中有一個國家，一般香港人都不會太注意，它就是「也門」。 (網上圖片) 這個位於阿拉伯半島南部，擁有著估計2千多萬人口的小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正當我們還提及著敘利亞及伊拉克等戰區時，這個南阿拉伯小國正面對著被稱為是當前地球最大的人道危機的國家。根據2017年聯合國的數字，在也門國內有1000多萬人需要人道援助。這個數字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就是每兩個也門人中，就有一個人需要人道援助! (網上圖片) 為何也門會演變變到今天的局面呢？它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複合型」災難。由於長期內戰，導致社會制度崩潰。人民不是直接受害於戰爭，就是間接地由於社會缺乏基本系統，而至基本生活保障蕩然無存。說到也門的內戰，我只能想到一個詞「複雜」。原因: 從歷史角度: 90年代前，也門是南北分立。儘管勉強統一，但南北差異從沒消失。從地緣政治角度: 過去幾年的內戰是原自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同時，由於當前政權管治能力薄弱，該國已成為「蓋達組織」及「伊斯特國」的殘餘勢力的避難所。從宗教角度: 現在的內戰有著傳統遜尼派和什葉派抗爭的元素。從國際關係角度: 當前的所謂內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伊朗、沙特、俄羅斯及美國等大國的直接參與。當上述的所有因素交雜在一起時，這場戰鬥又怎能不複雜？又怎能容易解決呢？但禍不單行的時是，去年也門遇上大型霍亂。霍亂本來不是一個難避免的疾症病，但由於社會服務制度嚴重崩潰，也門基本沒有有效的供水及醫療制度去應對，導致在高峰時期估計有接近50萬人感染霍亂。 (網上圖片) 面對這樣一場大型危機，所有國際機構都沒法動員足夠的支持去應對。也許，也門這樣的一個小國就是註定沒法吸引世人的注意力。香港人出名夠善心，如果各位朋友有做善事的意向而不知道要支援些什麼，從現在到未來幾年，也門絕對是大家該注意的地方。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August 31, 2018

習近平第二任期首次外訪

習近平從7月19日起出訪阿聯酋、塞內加爾、盧旺達、南非及毛里求斯5國，並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這次長達10天的超級外訪非但是習近平第二任期內的首次外訪，更是在中美貿易酣戰之際，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演變的背景下，中國面向發展中國家採取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意義與形式皆非比尋常。 (網上圖片) 隨著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華發難，北京與華盛頓開始交鋒，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至今已化為泡影。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亦出現頓挫─馬來西亞變天、越南反華示威再現，亦出現外界對中國在一帶一路以貸款援建方式，讓受援國家墮入債務陷阱，繼而陷入主權危機的指控─這不僅令海上絲綢之路變得支離破碎，而且陸上的西進之路也因巴基斯坦陷入債務危機，以及美國在核問題上對伊朗發難，而遭到堵截，令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的「點連點」式地緣政治及經濟再難有寸進。 (網上圖片) 以上種種問題都迫使北京必須積極尋求開拓全新的外交局面。正如習近平在上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要求對外工作要做好「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文章」。事實上，中國向來重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的關係，中國與非洲的合作關係早於1950年代已展開，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更把中國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天然同盟軍」關係講得清清楚楚。在目前嚴峻的外交情勢下，這種關係對中國打開外交新局面來說顯得更為重要，同時也是中國外交回歸基本盤之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外交面臨困境，亦正是中國獨有的圍棋思維發揮作用的時候。如上文所言，目前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皆遭到堵截，令「點連點」式地緣政治再難展開。既然「連成一氣」不成，那麼就只好由原本的內線攻勢轉為外線攻勢─習近平出訪塞內加爾、盧旺達、南非及毛里求斯，正是由內線到外線的轉進，由貫通歐亞大陸到先佔據歐亞非世界島的「角」和「邊」。同樣道理，佈局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亦帶有全球層面的外線攻勢與佔據「角」和「邊」的意義。此乃中國式地緣政治的精髓，他國難以施展。 (網上圖片) 習近平剛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上發表題為《讓美好願景變為現實》的演講，正如其題目所指出，目前在中國的外交倡議中存在着不少美好願景，可是一直以來卻未致力使之落實或變為現實。如今風雲色變，正是中國外交回歸基本盤，將這些美好願景變為現實的契機。撰文：袁彌昌博士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認識馬來西亞的身份迷思

搬來吉隆坡快7個月，陸陸續續接到很多香港朋友的請求，看看我能否帶他們於大馬玩玩。在一般的情況下，我都不會拒絕。但經過幾次的交流后，我發現其實港人對大馬這個鄰國的認識有點狹隘。除了美食、海灘或最近流行的房地產外，大家印象中的大馬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其實，這一點就正正跌進去馬來西亞社會里的「身份迷思」。在這裏生活了一點時間后，有一些個人看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讓繁忙的港人好好認識一下這個鄰國的部分社會面貌。 (網上圖片) 「身份」在大馬從來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你出身於哪一個種族，對你在大馬社會里所能分享到的資源，具有重大影響。此因，在大馬有三大民族: 馬拉人、華人以及印度裔人。在三大族群中，馬拉人享有全面社會地位及福利，買房有優惠，讀大學有優惠，就業也有優惠。但這些特殊的社會福利，華人及印度裔人是沒法享有的。故此後者一般視自己爲「二等公民」，多少也影響了社會的整體和諧感。有關三大民族及大馬身份認同問題，我最近和幾位馬拉學者來有過一些交流，當中的内容頗爲有趣。源自中國的人叫華人，源自印度的人叫印裔人，但現在的馬拉族人主要源自印尼爪哇地區。那麽。他們為何不叫自己爲印尼族呢? 況且，馬來半島本身就有原著土族，是不是這些土族才更配用上馬拉族這個名字呢？另外，在和一些馬拉族朋友交流以後，開始發現其實在他們的家族歷史中，曾出現過華人的祖父母輩。故此，從這個角度看，馬拉族也許不是一個自然的民族身份。它跟美國人的概念相似，是一個大熔爐概念。若果這個想法成立，其實大馬大可直接用「馬來西亞人」這個概念，而沒需要再作細分，造成不同人群的不滿情緒。另外，有關大馬的華人，也有一點值得我們多探討。我們常聽到香港或大陸的旅客對著大馬華人說：「我們都是自己人」。這個「自己人」其實意指「中國人」。對不少的大馬華人來説，要接受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概念是有點難度的。皆因，當今的大馬華人其實都已經在大馬三代或以上。他們根本都沒有從中國大陸移居出來的情意結。儘管他們都説著華語、廣府話或其他華南地區方言，但言辭間的内容其實都是地地道道的大馬文化。我曾經去過一個在大馬唐人街的文化展覽館，身在裏面給我一種奇妙的感覺。此因，除了文字的書寫或發音是我認識意外，它們所承載的内容，如歌曲、工種、文化節日等，其實都是另一個世界。故此，爲了顧及大馬華人朋友的感受，我們這邊的「自己人」還是敏感一點，尊重一下他方華人的不同生活軌跡吧。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如果是貿易戰就已經很不錯

受到中美貿易戰加劇的陰霾所影響，港股近期屢屢重挫，甚至有策略師警告港股已步入熊市，可見中美角力，香港事實上也是首當其衝。之不過，筆者覺得可笑的是，全球股市竟數度因為貿易戰會否開打而大上大落─即使特朗普是性情中人，貿易戰也不是說打就打、說停就停，更何況中美貿易戰背後的大脈絡及主因乃中美二強的霸權之爭，那就更不為特朗普的性情所左右。所以嚴格來說，將這場惡鬥視為貿易戰，根本就毫不準確，以貿易的角度與邏輯去理解更只會一葉障目，更難窺見大國爭霸的全貌。 (網上圖片) 說到大國爭霸，不可不提的是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所提出，並廣為世界所知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一詞彙，現在已成為了大國權力轉移和霸權戰爭的代名詞。而習近平過往也曾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國自創、用以勸說美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把奧巴馬及美國人耍得團團轉，為中國爭取了多幾年的戰略機遇期，功不可沒。不過特朗普卻看破了中國這一計謀，並且不惜賭上美國的國運，與中國正面交鋒，來一場21世紀霸權戰爭。 (網上圖片) 之不過，假如我們將貿易戰和特朗普因素放到大國爭覇或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裏，卻有其特殊作用及意義。沒錯，現時美國打擊中國的背景與情况，的確與修昔底德陷阱相若：「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所以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但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同，特朗普選擇以貿易戰，而非軍事形式揭開這爭覇戰的序幕，這不僅勝算較高，而且亦不會輕易將美國捲入戰爭，這種與近年中國及俄羅斯設法不引起美國軍事反應，但實質上達到其目標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見特朗普高明的地方。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教訓，在於不要讓你的國家被誘入戰爭(Don’t allow your state to be manipulated into war)。事實上，歷史上斯巴達和雅典都不想要戰爭，但由於弱小的代理人與盟友的驅使，令雙方陷入一場大規模戰爭。因此，一定程度上現在特朗普就是為了不讓美國墮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主動以貿易戰的手段，先行修理中國。如果成功的話，不但可使中國屈服，並且亦消弭了一場大國戰爭。所以說如果這次交鋒是以貿易戰形式落幕的話，就已經很不錯了。撰文：袁彌昌博士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從世界杯到國際法庭，到底誰是 ‘真’玩家 ?

上週，萬人期待的世界杯終於開鑼。在享受這屆精彩賽事的同時，很多球迷在言談間都仍然説著在上一屆的決賽中，巴西隊強差人意的表現。甚至有人會懷疑，在巨大的商業利益推動下的足球產業中，大部分賽果都多少受到操縱。這使得體育精神的真實面，蒙上一層面紗。 (網上圖片) 但疑似權力操縱真相的討論，又何止在世界杯而已呢?在最近一場瑞士對塞爾維亞的小組賽中，兩位瑞士籍科索沃裔球員在入球後作出的雙頭鷹手勢，引起不少媒體認爲這是對塞爾維亞的不敬，也讓各巴爾幹半島上同樣經歷過戰火傷痛的民族，再次體會到該段歷史的傷痛。對塞族而已，戰敗後，他們是 « 戰爭法庭 »中的最大輸家。儘管各民族政客都有燃點那次戰火的責任，但被 « 戰爭法庭 »判刑的，大部分都是塞族的人。畢竟，歷史是由勝利的一方寫的。而已，戰爭法庭儘管有其著彰顯公義的願景，但它的成立也往往有著戰勝方的主導的身影。故此，到底 « 戰爭法庭 »是不是一個公正的地方 ?到底它能不能給大家一個真相？在國社會中，從來都有著很大的爭議。 (網上圖片) 而國際間的另一個法庭，就要説到在荷蘭海牙的« 國際刑事法院»（ICC），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香港人也許對ICC的認識不深，此因我們都很幸運，在過去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沒需要經歷這些反人類行爲。但在大家享受今屆世界杯期間，其實ICC正商討是否對緬甸有種族屠殺羅興亞人提出調查。這個決定，再一次牽動國際社會討論，到底ICC的認受性在哪裏？它真的能彰顯公義，還大家真相嗎？ (網上圖片) 我們姑且先不評論這次有關ICC對緬甸的調查的性質。但其實ICC一直備受質疑的地方是它受西方政權主導影響的情況。自ICC成立以來，它主動提出的調查，大都是針對非洲政權。這彷彿讓人覺得，除了非洲小國的政體，地球上就沒有其他地方的政權或許也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等事例。而再從歷史時間綫上往前走，早期ICC中的法官團隊，也讓人批評由西方主導，大部分法官都是來自歐美或與歐美聯係比較深的其他國際人士。這樣不禁讓國際社會懷疑它的獨立性。儘管近年ICC已經盡力改革，加強其認受性 (例如現在的法官團隊的國籍就更包羅萬有)，但ICC總是離不開其疑似受大國操縱的質疑。例如：爲何受調查的總是小國呢？話説回來，從足球場到國際法庭，從來都是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角力場，很多事情都沒有一個簡單清楚的 « 真 »答案。雖然老土一點，但也許一些坊間智慧能更讓我們看清楚這些國際盛世或爭議的真實本質 : 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的一方寫的，而法律也是由權力掌控的一方制定的。當中的正正反反，身爲觀眾球迷的我們，在認識過各方立場及球技以後，就當它爲一場有趣的球賽來看，沒需要太過執著。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世界杯!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從敘利亞戰事中的政治聯想

隨著伊斯蘭國組織的消失，大家都以為敘利亞的戰火應該告一段落。但兩周前於該國杜馬地區的懷疑化武攻擊，再次告訴大家，這場徘徊在內戰與國際戰爭之間的戰役，仍然陰魂不散。在眾多的媒體報導中（包括社交媒體），我觀察到兩個很特別的現象，希望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下個人觀點。之前一直和大家討論國際法，其實認識國際法的人都明白，國際法其實是國與國之間的"gentlemen's agreement"。大家相好時，會尊重此法。但雙方交惡時，此法形同虛設。本月7號，當敘利亞杜馬地區發生懷疑化武攻擊平民事件後，美俄陣營相互指控，誰是誰非，真的你說了便算。翌日，正當從日內瓦出發的OPCW獨立調查人員正前往該地，核實這次化武攻擊的詳情時，美方主動對杜馬地區發動襲擊。儘管國際法沒有明文規定要在調查後才能展開攻擊，但在國際習慣中，如果有任何公認的調查在進行中，參展各方都應該克制，以等待結果。美方的這次行為，無疑讓人猜測背後的動機。可惜，主流媒體也沒有更多的關注和跟進。 (網上圖片) 另外，最近社交媒體也流傳一段敘利亞小孩在廢墟中唱歌的片段。看到片段後，當然欣賞這群小朋友的毅力，而同時也為他們的將來而擔心。但在看該片段的同時，我突然回想在上世紀80年代，在Michael Jackson牽頭下，美國各大紅星一起出了一首名曲"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以喚醒全球關注當年埃賽羅比亞的大饑荒問題。 https://youtu.be/ukQXOqMGGQ0 今天，敘利亞的戰事絕不比不上當年的大饑荒，大量兒童的健康、教育及生命都被嚴重影響。但為何全球沒有紅星出來為他們合唱一曲呢? 也許戰爭從來都比較敏感，誰對誰錯，沒有自然災害的容易理清。但若果大家關注的要點，是平民身份的兒童，而不是他們是否中東人或者穆斯林教徒，我個人覺得為他們歌唱一曲，也沒什麼問題。但既然全球紅星選擇袖手旁觀，敘利亞小孩就只好自求多福了。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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