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 Archives - Page 2 of 2 - 太平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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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韜光養晦

中共十九大以來,大家都應該經常聽見「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强起來」這口號,意味着中國進入新時代,甚至正式向以往韜光養晦的時代告別。儘管十九大以後,中國的確勢頭大好,外界亦開始認真看待中國的優勢與強大,可是自從2018年特朗普向中國叫板,中美瀕臨爆發貿易戰,中國電信設備商中興通訊面臨美國禁制,就連紀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也匆忙下架,則令人不禁反思中國近年是否鋒芒太露,是否過早脫離「韜光養晦」這戰略方針。 (網上圖片)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鄧小平就國際形勢驟變的情況,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對、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些重大指導方針,最後用「韜光養晦」高度概括了新形勢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韜光養晦」雖不是出自道家人物口中,但其收斂光芒、積蓄力量的意思卻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味道。事實上,我國史上的漢唐盛世很大程度也是「韜光養晦」的直接結果:漢高祖劉邦於西漢初年遭逢白登之圍 ,幾經辛苦才從匈奴包圍中脫險,自此便一直採取朝貢和和親政策,韜光養晦,最後待至漢武帝時期才得以一雪前恥、收復失地。唐代伊始唐高祖也須對突厥稱臣,唐太宗亦經歷了渭水之辱,幸好唐太宗勵精圖治,派李靖率大軍平定東突厥和吐谷渾,成就了隋唐盛世。筆者相信鄧小平也是根據這些歷史事實來制訂其「韜光養晦」戰略方針,令中國得以從極其困難的境地中走出來。 之不過,一直以來作為中國的假想敵的美國,可不是匈奴突厥之流,而是當世獨大的超級大國。誠然,中國享受了20至30年的戰略機遇期,國家實力大幅增加,然而這卻是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未能分身對付中國, (網上圖片) 同時又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國力大損、神話破滅的結果,可是這卻使中國產生了過度樂觀甚至輕敵的心態,加上習近平已大權在握,眾人一面倒歌功頌德,令中國不得不提早放棄「韜光養晦」方針,造成目前鋒芒畢露、過早亮劍的情況,招致美國出手反擊。 (網上圖片) 很多人都誤解了「韜光養晦」代表銷聲匿跡、無所作為,這是不了解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結果。事實上,「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係─沒有「韜光養晦」的前提與指導,「有所作為」也很容易會走樣變形,因此國家越強,才得見「韜光養晦」的可貴。所以美國一本專著的書名說得很對:那是《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中國只要繼續韜光養晦,那麼要在2049年,即中國建國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國,稱霸全世界,並非夢想;然而過早出頭,頭腦發熱,則會丟失難得的不敗之地,招致眾強的圍攻,得不償失。 如今之計,中國應該盡量促使美國驕傲自大,使它更肆意去濫用其霸權,盟友及支持者離心離德,以自己的盲動來終結其霸權─這也是道家戰略的精髓。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人工智慧(AI)vs國際人道法(戰爭法)

最近在幾個論壇中都遇到有關AI的討論。一般討論的內容都離不開AI如何帶來機遇,或者AI如何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危機,都是一些經濟的議題。有時聽眾不禁會問,這些都不是一些老新常談的事情嗎?為何要緊張?但如果把AI這個討論放在另一個維度,例如AI武器,這樣,問題的嚴重性及思考性就應該值得大家更多的思考了。 (網上圖片) 正當全球為AI討論得火紅耳熱的同時,其實法律上對何為AI,AI甚至何為武器都是沒有明確定義。我姑且嘗試界定AI武器為那些能夠作自我學習和判斷而決定攻擊與否的腦腦這樣,問題點就明確了:若果這個AI武器判斷錯誤攻擊非軍事目標,如:學校,醫院甚至平民,這個時候,誰該接受裁判呢? (網上圖片) 當前,在戰區主要管制武裝行動及有關戰爭受難者,戰俘和戰時平民的待遇的法律依據,除了是當地法律外,就是國際法中的"國際人道法",亦即是"日內瓦公約"或者"戰爭法"。整套法規建機於幾個大原則,而這些原則裁定有幾項關鍵考慮: (網上圖片) 區分原則:在軍事行動中,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要分開 比例原則:要求在攻擊平衡軍事道道人道道 禁止不必要痛苦原則:個別軍事行動否造成傷害的傷害 (網上圖片) 一直以來,"日內瓦公約"都是管制手持武器的人,或禁止人因運用某些大殺傷力武器而造成無謂的傷害,故此針對對象一直都是'人'。但如果將來人類是運用電腦,機器人,甚至AI來打仗,那國際法制裁的對象應該是誰呢?如果是設計者,設計者會說他們不是下攻擊命令的。如果是軍事將官或將領,看似來道理說得通,但將官及將領也可以說,他們派出去的AI經過自我學習及進化後,已經不是在執行原定的軍事計畫,故此,他們也不該受審判。不管從什麼角度看,我們人類當前的法規都還沒有好好考慮如何規範誰該為AI違反的戰爭法行為而負責。而歷史告訴我們,每次出現違反戰爭法的情況時,都會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從眾多資料中我們已經可以預測,AI日離開日的日子不遠已,但可惜我們還沒還沒如何應對這個新局面。 (網上圖片) 其實,上述的困境對來說從來都不陌生。從前,地雷被廣泛運用而沒規範,造成柬埔寨,緬甸等戰區從前,沒有明確保護法規法規法規,以致大量戰俘人間蒸發或受到無謂的虐待。隨著問題發生後,才會後知後覺地立法嗎? (網上圖片) 在商業世界主導的今天,我們常說大家都應該有預見力或洞察力去把握商機。但偏偏對我們自身傷亡的保護,人類卻不能提起勁,用用我們的預見力或和洞察力去避免無謂的犧牲。也許有人會說,規範太多會扼殺創意的發展空間,這個說法也許是對。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任何一方太偏執,都會導致我們的社會失去平衡。故此,但願家們,企業家們,國家及國際組織的領袖們能在的利益關係中取得平衡,為人類避免一次的沉重教訓。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延伸閱讀: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10/how-can-international-law-regulate-autonomous-weapons/

社交網絡武器化

日前,總部設於英國、受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劍橋分析」,被揭不當取得Facebook (fb)的5,000萬用戶個人資料,用作制訂個人化政治宣傳,事件凸顯fb保護用戶私隱不力。而朱克伯格在專訪中,亦承認做得不足,「顯然在2016年,我們沒有做好應做的事,無論是俄羅斯干預選舉或假新聞。」 (網上圖片) 俄羅斯在2016年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干預,令「社交網絡武器化」這現象被大幅催化,這裡之所以用到武器化一詞,是由於社交網絡這「武器」被用以粉碎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凝聚力,一定程度比起傳統武器更為有效。 俄羅斯以社交媒體為媒介的影響力攻勢,主要依賴三種手段:1) 專業的挑釁留言者(trolls)使用虛假帳戶在社交網絡散播煽動性內容,以之騷擾/沉默反對聲音; (網上圖片) 2) 軟件機器人(bots)被設置為模仿真實的社交網絡賬戶(往往使用女性和弱勢社群假照片)。 這些機器人增加了分發內容的隨訪者數、likes和轉發;3) 偽裝網站(faked sites)冒充基層組織和媒體公司,在社交網絡上運行具針對性的廣告,針對社交網絡廣告算法揭示的易於動搖之人。而一項研究也發現,虛假消息被轉發機率較事實高約70%,而事實相對於假消息傳送至1500人,需多花六倍時間。 本來在正常情況下,俄羅斯的社交媒體攻勢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可惜到了2016年,多年來的經濟和社會停滯,差劣的領導(從伊拉克戰爭到金融海嘯),以及全球化的壓力(從恐怖主義到貿易),把人們從以往一貫採行樂觀務實的解決方案的習性,一舉推向悲觀和專制解決方案的方向去。 就在這人心渙散的時候,fb和Google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分布公司與社交網絡,完全消除了以前傳統媒體無法精確影響特定的一小撮人的限制,它們成功建立了一個廣告系統,將用戶數據與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AI)結合在一起,以實現對使用者的「精確打擊」(透過了解其政治或生活方式的細微差異)。 (網上圖片) 毫無疑問,這種可實行精確打擊的社交網絡成為了心理戰的最佳戰場,而恰巧俄羅斯一直存在着一套名為「反射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 的心理戰手法,它透過分析目標的心理,以了解它們的反射性社會和政治決策。而由於反射性決策是迅速做出的決策,只需很少的思考,邏輯或反思,因此俄方需要設計和構建觸發器(triggers,包括針對性廣告,修改的新聞故事等),可以穿透目標的信息過濾器中的薄弱環節,以激活其反射性決定,而社交網絡正提供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途徑,給予了俄羅斯找出並利用美國社會結構中的裂縫的絕佳機會與切入點。 (網上圖片)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從醜聞風波中更見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2018年2月對NGO及國際救援組織行業來說,算是一個沉重的月份。因為某家NGO的高層 “私自動用機構款項 ”招妓,引起媒體廣泛報導,從而揭發其他救援組織的前線員工中也曾出現過因招妓而遭解雇的問題曝光。儘管其他案例沒有前者動用機構費用的嚴重性,但卻反映著行業中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基於經濟地位的差距,國際救援人員比當地群眾處於絕對優越的位置,故此容易造成招妓、甚至威逼性性行為及濫權等問題。我認同救援組織對員工的操守要加強管理,責無旁貸,但從整件事件受公眾關注的某些特徵中,我有一些個人體會和大家分享。 (網上圖片) 社交媒體的興起,讓消息傳播速度倍增。資訊廣泛快速流傳是好事,但如果傳播的內容流於片面,就容易引起讀者認知的誤會。就以當前的風波為例,招妓當然有其敗壞社會風氣的地方,威逼性性行為的惡劣更不容置疑。但若果把整個關注的重點只放在“性醜聞”中,我們就容易忽略了源頭事件中所牽涉的內部財務及企業風險管理、防止濫權等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在社會各個行業中,我們都希望從業員能自身把持最高的道德操守,以防止不良事件的發生。但經驗告訴我們,單靠個人道德去維持從業員的專業水準是不夠的,有效的內部風險監管系統,也許更能帶來穩定的效果。 同時,到目前為止,曾犯過相關不良行為的從業員還是小部分,但資訊傳播的偏向,就讓公眾容易錯覺整行業的從業員都有問題,畢竟還在努力工作的前線救援人員的數目還是占大多數。而因為醜聞事件而讓公眾忽略當前前線災民的嚴峻情況,如敘利亞東古塔地區,就更讓人可惜。 (網上圖片) 此次醜聞事件,也引發部分捐款人取消捐款,這是可以理解的。捐款人當然希望救援機構有責任地及專業地運用捐款,但有多少人也明白到,他們的捐款決定也需要具備相等的責任及專業性呢 ?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的特徵,很容易牽引大眾的注意力,導致近年常見的一窩蜂捐款,使捐款過分集中的現象。以2004 南亞海嘯為例,當時媒體及社交媒體的廣泛關注,使全球為了單一災難做出歷史性的捐款數字。但大家可否知道,部分NGO、救援機構及曾經為南亞海嘯募捐的單位,到了10年後的2014年,還有是次募捐而來的捐款餘款? 但諷刺的是,在同期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及中非各國持續多年內戰,卻因為關注度不足而沒法得到足夠的援助。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往後的海地及日本地震中。 (網上圖片) 故此,我常常告訴身邊的朋友,如果大家已有做好事捐款的打算,何不對自己的決定多負一點責任 ? 在決定前多問自己一句,除了被廣泛報導的地方,還有沒有地方因為關注度不高而沒人捐款 呢? 我相信專業及負責任的救援機構的員工,肯定願意為大家多提供相關資訊。同樣地,如果公眾能更全面及專業地關注救援機構的運作,而不是單單討論行政費或單純地表達同情心,我相信NGO及救援行業的發展肯定會更好。 各行各業都必須進步及走得更專業化,救援從業員如是,其實公眾及捐款人也如是。反正都是為了做好事,何不一起做得更好呢?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自由國際秩序何去何從?

雖然近來大家比較關注的是中俄美新冷戰來臨,但對西方而言,近年已浮上檯面且不得不正視的,卻是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衰落甚至終結,當中固然與特朗普上台脫不了關係,但很大程度也是大勢所趨。 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在二戰後所建立的一套全球性、以自由價值為核心,並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國際秩序,由不同的多邊國際機構,包括貿易及安全組織、協定及規範所組成。 (網上圖片) 而這自由國際秩序在冷戰結束後,基本上已與全球化和美國霸權形成三位一體、互為表裹,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為這秩序敲響了警鐘,但最後則很可能會由特朗普親手埋葬它。 (網上圖片) 其實香港人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好處最為清楚不過─香港本身很大程度也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產物,甚至標誌。這自由秩序阻止了大多數經濟糾紛、貿易戰及軍事衝突,使得即使是最小和最貧窮的國家也能發揮自己的社會和經濟潛力,令其人民受惠,而不必擔心強大的鄰國的掠奪與威脅,使市場決定得以由商務,而非欺凌所驅動。而作為這秩序的核心的自由貿易、財產權和法治等價值,更已轉化成香港自身的價值與基石,是我們賴以成功和生存的根本,這些實在很難不歸功於美國所制定與維持的國際秩序。 然而,特朗普政府現正卻親自削弱或放棄了這些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柱。所謂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美國不願承擔對自己不利的責任與協定,為此特朗普詆毀了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機構,放棄了巴黎氣候協議, (網上圖片)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啟動了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談判,並讓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萎縮,造成許多國家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就自由貿易和跨境投資交易進行談判,亦導致一般規則和多邊機構逐漸被國家安全和雙邊關係所取代,令援助與危機融資日益政治化─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獲得融資可能取決於它對鄰近大國的服從與忠誠度。 因此,中國與俄羅斯被美國點名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以前修正主義國家通常是指那些想恢復失去的領土的國家,但這次美國的指控則針對中俄對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顛覆。但最矛盾與諷刺的是,事實上中國恰恰是這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可是它現在卻又想親手顛覆這促成其崛起的秩序,這究竟對世界、對國家是福是禍,實在是難以估算,值得大家深思。 所以港人在這潮流逆轉的過程中感到忐忑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對自由、法治、廉潔、人權、民主的追求,以至它們作為香港自身的根本,很大程度也是拜自由國際秩序所賜,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也是我們一直所期盼的,但卻在慢慢推倒該秩序─兩者此刻是處於對立面,但如上文所言,自由國際秩序與中國崛起兩者原本就是關係密切且並非不能調和,香港作為這兩者當中的最重要持份者,是有責任和必要找出一條兩全的出路來的,但先決條件是香港須有一個懂得駕馭這兩股滙聚的潮流所形成的複雜水流的舵手,來面對這可能是對香港的最艱鉅考驗。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要被遺忘的,總會被遺忘?

剛剛的年底,因為工作原因在香港度過,有幸再次體會到久違的「什麼什麼」世界大事回顧的文化。當時好奇地想,對香港人來說,到底2017年有什麼世界大事呢 ? 各國政治及金融領袖的政績後,終於有點關注人道危機的部分。一如所料,我們會聽到敘利亞、伊拉克、緬甸等名字。仿佛除了這些地方,我們的世界真的是很太平。這次就借用JCI的平台,來與大家回憶一下,可能你我都聽過,但又很快就忘掉了的人道危機。 2017年初,聯合國與紅十字及紅新月運動等國際組織呼籲全球關注葉門、索馬里、尼日尼亞及南蘇丹等國的糧食危機。根據當時的報導,這四國共有達2千萬人面對糧食問題 。當時,新聞可能很快在我們耳邊飛過,但當中的原因也許大家都沒曾考究過 ?有人說是因為貧窮,也有人說可能是氣候變化。但其實,這四個國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它們都面對著持續了最少15年以上的戰事。長久的戰役,導致貧窮,所有基建設施的崩壞,影響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故此,國家生產力跌至近乎零,當中包括農業,故此,糧食危機發生了 。 也許大家會問,打了那麼多年仗,為何我們現在才知道呢?也是我們的世界大事回顧一直沒有提及。 (網上圖片) 中東或非洲可能有點遠,我們往亞洲飛,到達菲律賓。大家知道2017年5月左右,這個和香港息息相關的,也是我們常去的旅遊地點的東南亞國家,發生了一場不大也不小的武裝衝突。大家可能會懷疑,也可能會說馬尼拉沒事啊。但其實菲律賓可能不單單只有馬尼拉呢。在它南部一個叫馬拉威的地方就是這次武裝衝突的地點。 (網上圖片) 也許大家會說,馬拉威?在哪裡?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也許,真的沒有直接關係,但大家應該認識馬來西亞的沙巴吧。過去幾年,大家有否聽過不少中國旅客在沙巴給武裝組織綁架呢?其實,很多這些武裝組織都是來自菲律賓棉蘭老島馬拉威等地區,當中阿布沙耶夫組織更是極其活躍。而單單在這次2017年5月的衝突中,據報導就有約50萬人流離失所,波及人口真的不少。 看到這裡,也許大家還會問,這些戰事及人道危機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要我們捐款 ?我的回答,肯定不是。其實身為國際級城市香港的其中一員,我們希望自己及香港有什麼國際視野呢?另外,7年前歐洲人也許沒想過利比亞及敘利亞的戰事會引發歐洲的難民危機。 (網上圖片) 其實,環顧香港周邊地區,潛在地緣政治危機真的不少,例如: 菲律賓南部、朝鮮半島、泰國南部及緬甸西部的佛教徒與穆斯林教徒的衝突,還有就是潛在的南海爭議。如果任何一個這些潛在的危機真的發生了,可能香港都要面對難民潮。其實,如果大家不是太年輕,都應該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越南難民潮對香港的影響。 (網上圖片) 故此,活在地球村的我們,真的選擇遺忘這些世界大事和地球村的其他村民嗎?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從伊朗示威看21世紀專權國家的挑戰

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月3日,伊朗爆發了一連串示威,這場歷時20天的示威(有傳示威仍然持續)蔓延至全國各地的示威,已成為自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以來,伊朗境內規模最大的反政府抗爭。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21世紀專權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它們所面對的挑戰。 (網上圖片) 這次伊朗抗議風潮蔓延全國,讓伊朗政府和學者專家同感驚訝:現任伊朗總統魯哈尼不僅是改革派和開明派,在2013年和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均獲得過半支持而成功當選,而且在魯哈尼執政下,2017年的通漲率卻壓到了10%以下(在他當選前的2013年是43%),6%的GDP成長率亦創下近年新高;至於28.8%的青年失業率也與過去持平,就算沒有大幅改善,亦沒有顯著惡化。再加上2016年西方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國內經濟情況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嚴峻,所以反政府抗爭在這個時候爆發,各方也始料不及。 當然,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觸發示威的源頭,就是國內通脹勁升,國民每天都進食的雞蛋,價格一周彈升5成。因此伊朗民眾認定總統魯哈尼沒有下決心改善民生,令西方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以來,國內經濟發展緩慢,民眾感受不到解除制裁帶來的實際好處。同時伊朗政府亦只顧擴張什葉派在中東的勢力,置民生於不顧,反而對其他什葉派「兄弟」伸出援手,最終導致民怨四起。 但相對於這些解釋,其實已有兩個「J形曲線」理論均足以解釋這一輪示威的成因,分別來自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和美國社會學家James C Davies,兩種理論基本上都是解釋革命發生的理論。 Bremmer發現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 J 形曲綫(見圖一)。如圖中所示, Y 軸表示穩定程度,而 X 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Bremmer的「J曲線」理論與伊朗情況相當吻合:上文已提到,伊朗總統魯哈尼本人屬改革派和開明派,他在示威期間公開表示人民有權表達對自己國家的問題的批評,但不能訴諸暴力和攻擊公共財產,他甚至在講話中劃清示威者與外來影響的界限:「所有這些民眾並不是接到了海外勢力的指令,而是他們生活困難迫不得已走上了街頭。」即使魯哈尼的開明態度是有目共睹,但根據Bremmer的「J曲線」理論,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 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這弔詭現象令21世紀專權國家的領導人更難以下定決心進行改革及開放國家。 至於Davies的「J曲線」理論,基本上屬一個期望管理理論(見圖二)。由於人民期望隨著滿足感的提升而拾級而上,然而國家發展終究很難一帆風順,因而期望與現實有機會出現落差,落差太大的話便會爆發革命。從這理論的角度來看,魯哈尼出任總統後,經濟陸續好轉,2016年西方又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令人民期望不斷上升,最後在經濟發展放慢,民眾感受不到解除制裁帶來的好處的時候,雞蛋價格彈升5成便成為了示威的導火線。 這兩個理論讓我們知道,當21世紀專權國家的領導人的難處:開明可能是壞事,給予人民過高期望也可能有問題,經濟長期向好將來反而更易出問題─ 一字記之曰:難。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人道外交:交涉於平民及武裝組織間的香港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ICRC) 位於瑞士日內瓦,成立於1863年,是全球紅十字運動組織的起源。當年瑞士商人亨利 杜南目睹索爾費里諾戰役後,認為世界上需要有一個中立的人道組織,照顧戰事中的平民及傷病者,故此牽頭成立了ICRC。接着,全球響應,慢慢每個國家也開始成立國內的紅十字或紅新月會。 和各國的紅十字及紅新月會不同,ICRC的職責主要源自1949年《日內瓦公約》或戰爭法。它專責在世界各地為受衝突和武裝暴力影響的人努力提供援助,並積極推廣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法律。它是一個獨立而且中立的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共有大約1.6萬名員工;資金主要來自於各成員國政府以及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自願捐贈。 在投資銀行工作約4年後,我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遇上了ICRC。和大部分的同事一樣,我被派到前線戰地如巴勒斯坦,阿富汗及緬甸,擔當ICRC駐外代表(delegate)的工作。在香港,一般人普遍認識前線醫療工作,ICRC也有自己的醫療團隊。但駐外代表是主力從事人道外交的工作,我們會在監獄探訪戰爭囚犯,代表平民與軍隊及武裝組織就軍事行動對平民所造成的傷害而交涉,有時甚至會處理人質綁架事件(https:/ /read01.com/Eyo2Kk.html#.WjP9l-mWyM8)。 HONG KONG SAR,CHINA: December 11, 2017. ICRC dinner in Hong Kong at the American Club city club 在前線工作,見到很多人類的極限,當中讓我思考很多。當大家討論人道問題時,一般都會把焦點放在受害人身上,但其實很多時候,在前線工作的當地員工自身既是救人使者,也是受害人的一部分。我記得在阿富汗工作,在一次野外出差,我要和我的本地團隊(男生)一起在一個房間換衣服。當時,我發現他們8個阿富汗人,每個身上都有着因子彈受傷的傷痕。當時我在想,這些阿富汗同事都是當地的精英,能通外語也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但這些精英在戰亂的國度裡,都曾經歷過生死的邊緣。故此,平民的情況更可見一斑。 另外,像我這些外國同事,在前線的任務都是有期限的,任務完結了就能離開戰區放假。可是,這些當地的員工,他們生於戰區,也活於戰區,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放假離開戰區的機會。故此,每當媒體把焦點都放在願意去戰區工作的外國人,其實我喜歡大家更歌頌這些生於戰區仍能努力生活的人,他們體現了人類的頑強生命力及可能性。 最近,很多人都問目前全球局勢對人道工作者最困難是什麼,亦令我對人道工作及自己成長的環境有進一步反思。我的看法不是什麼大殺傷力武器,而是戰爭的零碎化。以往的戰爭主要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故此國際法能發揮其效能。可是,現時不少的武裝衝突以很新形態出現,例如 : 國家與非國家組織,武裝組織與武裝組織, 甚至是意識形態與武裝網絡。因此,國際法的定位變得含糊,難以確保戰爭法在衝突中得到落實。而更壞的情況,甚至對人道工作人員直接構成威脅。 2017年確實是一個困難的一年,6名ICRC阿富汗員工在工作時被不知名武裝組織綁架殺害,當中有兩位是我從前的團隊。 反觀香港是一個福地,戰爭從來都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其實我們放眼東南亞,都可以發現鄰國如菲律賓,泰國,緬甸都有武裝衝突,甚至戰爭零碎化的現象。試想如果有一天,這些零碎的軍事單位滲入了香港,或者東南亞因戰亂而出現難民潮湧入香港,到底身為國際大都會市民的我們,有多少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是呢 ?我們常說香港非常國際化,除了商業,旅遊外,我們對鄰近地區又有多少認識呢?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十九大之後的中美形勢

十九大之前,西方不僅對中共管治,以至「一帶一路」等中國的倡議與主張,基本上都予以全盤否定,甚至還經常宣傳中國崩潰論:《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已在渲染中國崩潰論,到了2012年改口說中國會在一年後崩潰,至今已淪為笑柄。 (網上圖片) 2005年,美國要求中國在世界上擔當一個「負責任的持份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要只懂坐美國的便車,現在中國不單負起了不少全球責任(如成立亞投行),而且有點陰錯陽差地更成為了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守護者和推手,令西方的「眼鏡」跌滿了一地。 另一方面,十九大同時亦代表了中國繼續西化和民主化的想像的破滅。一直以來,西方都期望中國與西方漸行漸近,最後走在一起,或者為世界建立出一種既中既西的新文明,但隨著時局發展,一條去西化的東方化路徑已成型,中國踏上了一條與西方分庭抗禮之路。以往曾風靡一時、獨領風騷的「美國例外論」(US Exceptionalism),現在已逐漸為「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所取代。 (網上圖片) 中國在十九大後無疑是形勢大好:一開始《時代雜誌》就給了國家一頂「中國贏了」的高帽,特朗普訪華也給世人一種連美國也承認中國崛起的印象,隨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亦被塑造成與會的奧巴馬及各國認真對待中共,令人有中共再非洪水猛獸之感。 之不過,國家與國人卻不能因此而頭腦發熱,因為即使美國在特朗普治下影響力江河日下,但美元霸權仍在─全球88%的貨幣交易都是以美元進行,全球的經濟強國亦只有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與此同時,軍事力量在美國總體影響力中所佔的比重,亦持續下降,這並不難理解─全世界都依賴美國主導的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電腦及手機操作系統,基本上今天我們做任何事也離不開美國的系統。即令Google在內地可能被封,不過內地99%的手機的操作系統都屬Android或iOS卻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美國也是絕大部分「後工業時代工業」(“post-industrial” industries),如高等教育、科學、醫藥、出版、商務服務等的翹楚,中國難以望其項背。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朋友」每每是要「買」回來的─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大多是中國「找數」才願意參與的,相反世界有不少國家也爭著「付費」加入美國的俱樂部─所以說中國需要「買」朋友回來,但美國卻不用付錢。 (網上圖片) 簡單來說,目前無可否認還是美國的天下。 雖則如此,國家與國人卻毋須因此而妄自菲薄:隨著中國不久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事實上已在帶來500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不但最大的經濟體不是西方國家,而且更將處於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結構的領導之下。不過亦須留意,同樣也是第一次,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並不是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的國家,同時仍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 面對這些犬牙相錯的形勢,以及各有千秋的勢態,港人更須比外界更清醒些,才能確實掌握到歷史的潮流。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