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下的香港人 Archives - 太平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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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下的香港人

亞洲新科技及青年的影響力

上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即ICRC)的主席彼得 毛雷爾應香港科技大學的新任校長史維教授的邀請,來臨香港做第一次的公開論壇。這次論壇有多達400人參與,當中兩位領袖的交流刺激,讓會場氣氛濃厚。對談中的一些觀點很值得記錄及讓大家思考,故我再借此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主題演講的部分,毛雷爾主席指出,在全球衝突地方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國際機構難以再依賴傳統的捐款或慈善的經濟模型經營下去。故此,他主動邀請正如日方中的亞洲科技企業一同合作,利用新科技及創新合作,為戰區找出共贏的援助方案。在其後的問答環節,有與會者回應此觀點問,亞洲的科技企業甚至政府有其新的力量,但他們的角色是什麽呢?毛雷爾直接支出,當前國際的多邊援助項目裏面,以歐美的援助為主,當然國際社會希望見到亞洲社會能在國際舞台有更大的擔當和角色,這個ICRC是積極推動及鼓勵。 (網上圖片) 接著,有一個工程系的同學提問,他們不斷研究新產品,我們怎麼能阻止他們研究出來的創新技術不會被利用到害人的地方呢?這是一個多麼赤子的提問,讓全場鼓掌。毛雷爾主席毫不遲疑回應,他說:「工程技術來自研究員,但技術的利用,從來都不在學術研究員的手裏,反而它從來都是被政治家來決定。故此,大學及國際機構需要攜手爭取政治的engagement渠道。」這個簡單但坦誠的回應,再次惹來全場的掌聲。 (網上圖片) 在散場前,有人問史維校長,既然國際機構中亞洲人(甚至香港人)的代表性那麽低,身為科大的校長,他有什麼計劃推動更多亞洲人預備一個國際機構的事業呢?校長精點回應,科大這次誠邀國際組織的主席來港對談,就不是正正讓大家,甚至他自己以科研為主的學生體驗到,真正的國際外交人員的經驗是如何累積回來的嗎?而科大也會積極推動更多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機會,讓在港研讀的年青人有機會在國際外交市場競爭。 確實,科技的進步及國際環境的嚴峻讓國際機構和大學都要求變,而促成這次合作。每年在香港有數千場標榜著「國際性」會議,當中以經貿為主。但真的能把地緣政治及外交手腕等視野直接帶給年輕的,真的不是很多。這次香港科技大學踏出的第一部,除了為自己的學生帶來刺激外,希望也為一帶香港人拓寬更大的人生視野。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如何很local地global? 

早一陣子,有幸被邀請成爲吉隆坡的「TEDxPetalingStreet」年會講者之一,在過去幾個月,一直爲了彩排的事情而忙碌。在年會上,除了分享了自己在國際人道事務中的故事外(真心有點悶了),我很高興遇到一位很具啓發性的講者。她的分享内容給我確認了一些我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一階段新動向的觀察。 這位講者名字叫張文婷,她來自東馬拉西亞的婆羅洲。 她成長自當地,其後到英國留學,成爲英國皇家建築師。本來在英國發展不錯的她,於前幾年突然回去東馬,成立自己的建築及藝術實驗室。她在分享中提出幾個觀點去解釋她這個人生決定。其中,她疑惑爲何大家總覺得紐約、東京和巴黎這些國際大都會才配是藝術之都 ?爲何婆羅洲不可以是孕育出國際級本土藝術的地方呢?  其實,有關這個「國際中的本土意識」的議題,我最近在不同的國際會議、學術討論、以及文化人圈子的交流中都開始聽到。如果要嘗試給這個現象的出現作出解析,我看法是:第一,全球化這個話題開始有點舊,變成有點陳腔濫調的感覺。第二,從前全球化也許爲當代社會帶來很多新思維,但慢慢地它也帶來了「標準化」。故此,我們去到哪裏旅行都有一種熟識的感覺,到處都是統一的大型商場或消費主題模式,旅客在感覺沉悶的同時,也希望尋找新刺激。 (網上圖片) 其實,近年出現的「深度」旅游,也許就是消費者對標準全球化的反思而出來的產物。大家在追求「往外」看的同時,也期待在當地能深入的「往内」體驗。故此,我們慢慢見到很多這類以地方色彩爲主題的產品出現在不同的市場。例如:以體現敘利亞阿勒頗做肥皂傳統,及支持當地戰後重建,而在歐洲大行其道的「阿勒頗肥皂」,或者到烏克蘭切爾洛貝爾反思核污染遺害的旅行團,均帶著同樣的色彩。 (網上圖片) 近期,在不同的場合接觸到本地國際關係專家沈教授,他也屢次提及「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這個詞的當前翻譯是「全球在地化」。雖然暫時還沒有較統一的中文著譯,但從網上看過以後,我認爲較具體的表達可以是:人們該擁有思考全球化,而行動在地化的能力。看似來,在下一階段的全球化的競爭中,各國(特別是後進國)不能單靠往國際標準靠攏而脫穎而出。反而,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小地方的自身特色,繼而讓這些地方色彩發亮於全球。 在這篇感想完結前,我想再借用張文婷的兩句説話,希望大家能體會當中意思。 「在這個年代,走出去不是最大的難題,而是怎麽回家。」 「我們該想的是,回家以後,如何連接世界。」 (注:轉述文字如有任何出入,請見諒,但大體意思相同)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也門! 也門!

最近一直看著自己機構2018年十大人道項目點,這些項目點代表著當前地球裏面最激烈的戰區。當中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伊拉克、南蘇丹、烏克蘭。。。。。。但其中有一個國家,一般香港人都不會太注意,它就是「也門」。 (網上圖片) 這個位於阿拉伯半島南部,擁有著估計2千多萬人口的小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正當我們還提及著敘利亞及伊拉克等戰區時,這個南阿拉伯小國正面對著被稱為是當前地球最大的人道危機的國家。根據2017年聯合國的數字,在也門國內有1000多萬人需要人道援助。這個數字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就是每兩個也門人中,就有一個人需要人道援助! (網上圖片) 為何也門會演變變到今天的局面呢?它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複合型」災難。由於長期內戰,導致社會制度崩潰。人民不是直接受害於戰爭,就是間接地由於社會缺乏基本系統,而至基本生活保障蕩然無存。 說到也門的內戰,我只能想到一個詞「複雜」。原因: 從歷史角度: 90年代前,也門是南北分立。儘管勉強統一,但南北差異從沒消失。 從地緣政治角度: 過去幾年的內戰是原自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同時,由於當前政權管治能力薄弱,該國已成為「蓋達組織」及「伊斯特國」的殘餘勢力的避難所。 從宗教角度: 現在的內戰有著傳統遜尼派和什葉派抗爭的元素。 從國際關係角度: 當前的所謂內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伊朗、沙特、俄羅斯及美國等大國的直接參與。 當上述的所有因素交雜在一起時,這場戰鬥又怎能不複雜?又怎能容易解決呢? 但禍不單行的時是,去年也門遇上大型霍亂。霍亂本來不是一個難避免的疾症病,但由於社會服務制度嚴重崩潰,也門基本沒有有效的供水及醫療制度去應對,導致在高峰時期估計有接近50萬人感染霍亂。 (網上圖片) 面對這樣一場大型危機,所有國際機構都沒法動員足夠的支持去應對。也許,也門這樣的一個小國就是註定沒法吸引世人的注意力。 香港人出名夠善心,如果各位朋友有做善事的意向而不知道要支援些什麼,從現在到未來幾年,也門絕對是大家該注意的地方。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認識馬來西亞的身份迷思

搬來吉隆坡快7個月,陸陸續續接到很多香港朋友的請求,看看我能否帶他們於大馬玩玩。在一般的情況下,我都不會拒絕。但經過幾次的交流后,我發現其實港人對大馬這個鄰國的認識有點狹隘。除了美食、海灘或最近流行的房地產外,大家印象中的大馬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其實,這一點就正正跌進去馬來西亞社會里的「身份迷思」。在這裏生活了一點時間后,有一些個人看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讓繁忙的港人好好認識一下這個鄰國的部分社會面貌。 (網上圖片) 「身份」在大馬從來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你出身於哪一個種族,對你在大馬社會里所能分享到的資源,具有重大影響。此因,在大馬有三大民族: 馬拉人、華人以及印度裔人。在三大族群中,馬拉人享有全面社會地位及福利,買房有優惠,讀大學有優惠,就業也有優惠。但這些特殊的社會福利,華人及印度裔人是沒法享有的。故此後者一般視自己爲「二等公民」,多少也影響了社會的整體和諧感。 有關三大民族及大馬身份認同問題,我最近和幾位馬拉學者來有過一些交流,當中的内容頗爲有趣。源自中國的人叫華人,源自印度的人叫印裔人,但現在的馬拉族人主要源自印尼爪哇地區。那麽。他們為何不叫自己爲印尼族呢? 況且,馬來半島本身就有原著土族,是不是這些土族才更配用上馬拉族這個名字呢?另外,在和一些馬拉族朋友交流以後,開始發現其實在他們的家族歷史中,曾出現過華人的祖父母輩。 故此,從這個角度看,馬拉族也許不是一個自然的民族身份。它跟美國人的概念相似,是一個大熔爐概念。若果這個想法成立,其實大馬大可直接用「馬來西亞人」這個概念,而沒需要再作細分,造成不同人群的不滿情緒。 另外,有關大馬的華人,也有一點值得我們多探討。我們常聽到香港或大陸的旅客對著大馬華人說:「我們都是自己人」。這個「自己人」其實意指「中國人」。對不少的大馬華人來説,要接受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概念是有點難度的。皆因,當今的大馬華人其實都已經在大馬三代或以上。他們根本都沒有從中國大陸移居出來的情意結。儘管他們都説著華語、廣府話或其他華南地區方言,但言辭間的内容其實都是地地道道的大馬文化。我曾經去過一個在大馬唐人街的文化展覽館,身在裏面給我一種奇妙的感覺。此因,除了文字的書寫或發音是我認識意外,它們所承載的内容,如歌曲、工種、文化節日等,其實都是另一個世界。故此,爲了顧及大馬華人朋友的感受,我們這邊的「自己人」還是敏感一點,尊重一下他方華人的不同生活軌跡吧。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從世界杯到國際法庭,到底誰是 ‘真’玩家 ?

上週,萬人期待的世界杯終於開鑼。在享受這屆精彩賽事的同時,很多球迷在言談間都仍然説著在上一屆的決賽中,巴西隊強差人意的表現。甚至有人會懷疑,在巨大的商業利益推動下的足球產業中,大部分賽果都多少受到操縱。這使得體育精神的真實面,蒙上一層面紗。 (網上圖片) 但疑似權力操縱真相的討論,又何止在世界杯而已呢?在最近一場瑞士對塞爾維亞的小組賽中,兩位瑞士籍科索沃裔球員在入球後作出的雙頭鷹手勢,引起不少媒體認爲這是對塞爾維亞的不敬,也讓各巴爾幹半島上同樣經歷過戰火傷痛的民族,再次體會到該段歷史的傷痛。對塞族而已,戰敗後,他們是 « 戰爭法庭 »中的最大輸家。儘管各民族政客都有燃點那次戰火的責任,但被 « 戰爭法庭 »判刑的,大部分都是塞族的人。畢竟,歷史是由勝利的一方寫的。而已,戰爭法庭儘管有其著彰顯公義的願景,但它的成立也往往有著戰勝方的主導的身影。故此,到底 « 戰爭法庭 »是不是一個公正的地方 ?到底它能不能給大家一個真相?在國社會中,從來都有著很大的爭議。 (網上圖片) 而國際間的另一個法庭,就要説到在荷蘭海牙的« 國際刑事法院»(ICC),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香港人也許對ICC的認識不深,此因我們都很幸運,在過去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沒需要經歷這些反人類行爲。但在大家享受今屆世界杯期間,其實ICC正商討是否對緬甸有種族屠殺羅興亞人提出調查。這個決定,再一次牽動國際社會討論,到底ICC的認受性在哪裏?它真的能彰顯公義,還大家真相嗎? (網上圖片) 我們姑且先不評論這次有關ICC對緬甸的調查的性質。但其實ICC一直備受質疑的地方是它受西方政權主導影響的情況。自ICC成立以來,它主動提出的調查,大都是針對非洲政權。這彷彿讓人覺得,除了非洲小國的政體,地球上就沒有其他地方的政權或許也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等事例。而再從歷史時間綫上往前走,早期ICC中的法官團隊, 也讓人批評由西方主導,大部分法官都是來自歐美或與歐美聯係比較深的其他國際人士。這樣不禁讓國際社會懷疑它的獨立性。儘管近年ICC已經盡力改革,加強其認受性 (例如現在的法官團隊的國籍就更包羅萬有),但ICC總是離不開其疑似受大國操縱的質疑。例如:爲何受調查的總是小國呢? 話説回來,從足球場到國際法庭,從來都是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角力場,很多事情都沒有一個簡單清楚的 « 真 »答案。雖然老土一點,但也許一些坊間智慧能更讓我們看清楚這些國際盛世或爭議的真實本質 : 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的一方寫的,而法律也是由權力掌控的一方制定的。當中的正正反反,身爲觀眾球迷的我們,在認識過各方立場及球技以後,就當它爲一場有趣的球賽來看,沒需要太過執著。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世界杯!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從敘利亞戰事中的政治聯想

隨著伊斯蘭國組織的消失,大家都以為敘利亞的戰火應該告一段落。但兩周前於該國杜馬地區的懷疑化武攻擊,再次告訴大家,這場徘徊在內戰與國際戰爭之間的戰役,仍然陰魂不散。在眾多的媒體報導中(包括社交媒體),我觀察到兩個很特別的現象,希望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下個人觀點。 之前一直和大家討論國際法,其實認識國際法的人都明白,國際法其實是國與國之間的"gentlemen's  agreement"。大家相好時,會尊重此法。但雙方交惡時,此法形同虛設。 本月7號,當敘利亞杜馬地區發生懷疑化武攻擊平民事件後,美俄陣營相互指控,誰是誰非,真的你說了便算。翌日,正當從日內瓦出發的OPCW獨立調查人員正前往該地,核實這次化武攻擊的詳情時,美方主動對杜馬地區發動襲擊。儘管國際法沒有明文規定要在調查後才能展開攻擊,但在國際習慣中,如果有任何公認的調查在進行中,參展各方都應該克制,以等待結果。美方的這次行為,無疑讓人猜測背後的動機。可惜,主流媒體也沒有更多的關注和跟進。 (網上圖片) 另外,最近社交媒體也流傳一段敘利亞小孩在廢墟中唱歌的片段。看到片段後,當然欣賞這群小朋友的毅力,而同時也為他們的將來而擔心。但在看該片段的同時,我突然回想在上世紀80年代,在Michael Jackson牽頭下,美國各大紅星一起出了一首名曲"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以喚醒全球關注當年埃賽羅比亞的大饑荒問題。 https://youtu.be/ukQXOqMGGQ0 今天,敘利亞的戰事絕不比不上當年的大饑荒,大量兒童的健康、教育及生命都被嚴重影響。但為何全球沒有紅星出來為他們合唱一曲呢? 也許戰爭從來都比較敏感,誰對誰錯,沒有自然災害的容易理清。但若果大家關注的要點,是平民身份的兒童,而不是他們是否中東人或者穆斯林教徒,我個人覺得為他們歌唱一曲,也沒什麼問題。但既然全球紅星選擇袖手旁觀,敘利亞小孩就只好自求多福了。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人工智慧(AI)vs國際人道法(戰爭法)

最近在幾個論壇中都遇到有關AI的討論。一般討論的內容都離不開AI如何帶來機遇,或者AI如何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危機,都是一些經濟的議題。有時聽眾不禁會問,這些都不是一些老新常談的事情嗎?為何要緊張?但如果把AI這個討論放在另一個維度,例如AI武器,這樣,問題的嚴重性及思考性就應該值得大家更多的思考了。 (網上圖片) 正當全球為AI討論得火紅耳熱的同時,其實法律上對何為AI,AI甚至何為武器都是沒有明確定義。我姑且嘗試界定AI武器為那些能夠作自我學習和判斷而決定攻擊與否的腦腦這樣,問題點就明確了:若果這個AI武器判斷錯誤攻擊非軍事目標,如:學校,醫院甚至平民,這個時候,誰該接受裁判呢? (網上圖片) 當前,在戰區主要管制武裝行動及有關戰爭受難者,戰俘和戰時平民的待遇的法律依據,除了是當地法律外,就是國際法中的"國際人道法",亦即是"日內瓦公約"或者"戰爭法"。整套法規建機於幾個大原則,而這些原則裁定有幾項關鍵考慮: (網上圖片) 區分原則:在軍事行動中,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要分開 比例原則:要求在攻擊平衡軍事道道人道道 禁止不必要痛苦原則:個別軍事行動否造成傷害的傷害 (網上圖片) 一直以來,"日內瓦公約"都是管制手持武器的人,或禁止人因運用某些大殺傷力武器而造成無謂的傷害,故此針對對象一直都是'人'。但如果將來人類是運用電腦,機器人,甚至AI來打仗,那國際法制裁的對象應該是誰呢?如果是設計者,設計者會說他們不是下攻擊命令的。如果是軍事將官或將領,看似來道理說得通,但將官及將領也可以說,他們派出去的AI經過自我學習及進化後,已經不是在執行原定的軍事計畫,故此,他們也不該受審判。不管從什麼角度看,我們人類當前的法規都還沒有好好考慮如何規範誰該為AI違反的戰爭法行為而負責。而歷史告訴我們,每次出現違反戰爭法的情況時,都會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從眾多資料中我們已經可以預測,AI日離開日的日子不遠已,但可惜我們還沒還沒如何應對這個新局面。 (網上圖片) 其實,上述的困境對來說從來都不陌生。從前,地雷被廣泛運用而沒規範,造成柬埔寨,緬甸等戰區從前,沒有明確保護法規法規法規,以致大量戰俘人間蒸發或受到無謂的虐待。隨著問題發生後,才會後知後覺地立法嗎? (網上圖片) 在商業世界主導的今天,我們常說大家都應該有預見力或洞察力去把握商機。但偏偏對我們自身傷亡的保護,人類卻不能提起勁,用用我們的預見力或和洞察力去避免無謂的犧牲。也許有人會說,規範太多會扼殺創意的發展空間,這個說法也許是對。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任何一方太偏執,都會導致我們的社會失去平衡。故此,但願家們,企業家們,國家及國際組織的領袖們能在的利益關係中取得平衡,為人類避免一次的沉重教訓。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延伸閱讀: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10/how-can-international-law-regulate-autonomous-weapons/

從醜聞風波中更見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2018年2月對NGO及國際救援組織行業來說,算是一個沉重的月份。因為某家NGO的高層 “私自動用機構款項 ”招妓,引起媒體廣泛報導,從而揭發其他救援組織的前線員工中也曾出現過因招妓而遭解雇的問題曝光。儘管其他案例沒有前者動用機構費用的嚴重性,但卻反映著行業中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基於經濟地位的差距,國際救援人員比當地群眾處於絕對優越的位置,故此容易造成招妓、甚至威逼性性行為及濫權等問題。我認同救援組織對員工的操守要加強管理,責無旁貸,但從整件事件受公眾關注的某些特徵中,我有一些個人體會和大家分享。 (網上圖片) 社交媒體的興起,讓消息傳播速度倍增。資訊廣泛快速流傳是好事,但如果傳播的內容流於片面,就容易引起讀者認知的誤會。就以當前的風波為例,招妓當然有其敗壞社會風氣的地方,威逼性性行為的惡劣更不容置疑。但若果把整個關注的重點只放在“性醜聞”中,我們就容易忽略了源頭事件中所牽涉的內部財務及企業風險管理、防止濫權等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在社會各個行業中,我們都希望從業員能自身把持最高的道德操守,以防止不良事件的發生。但經驗告訴我們,單靠個人道德去維持從業員的專業水準是不夠的,有效的內部風險監管系統,也許更能帶來穩定的效果。 同時,到目前為止,曾犯過相關不良行為的從業員還是小部分,但資訊傳播的偏向,就讓公眾容易錯覺整行業的從業員都有問題,畢竟還在努力工作的前線救援人員的數目還是占大多數。而因為醜聞事件而讓公眾忽略當前前線災民的嚴峻情況,如敘利亞東古塔地區,就更讓人可惜。 (網上圖片) 此次醜聞事件,也引發部分捐款人取消捐款,這是可以理解的。捐款人當然希望救援機構有責任地及專業地運用捐款,但有多少人也明白到,他們的捐款決定也需要具備相等的責任及專業性呢 ?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的特徵,很容易牽引大眾的注意力,導致近年常見的一窩蜂捐款,使捐款過分集中的現象。以2004 南亞海嘯為例,當時媒體及社交媒體的廣泛關注,使全球為了單一災難做出歷史性的捐款數字。但大家可否知道,部分NGO、救援機構及曾經為南亞海嘯募捐的單位,到了10年後的2014年,還有是次募捐而來的捐款餘款? 但諷刺的是,在同期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及中非各國持續多年內戰,卻因為關注度不足而沒法得到足夠的援助。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往後的海地及日本地震中。 (網上圖片) 故此,我常常告訴身邊的朋友,如果大家已有做好事捐款的打算,何不對自己的決定多負一點責任 ? 在決定前多問自己一句,除了被廣泛報導的地方,還有沒有地方因為關注度不高而沒人捐款 呢? 我相信專業及負責任的救援機構的員工,肯定願意為大家多提供相關資訊。同樣地,如果公眾能更全面及專業地關注救援機構的運作,而不是單單討論行政費或單純地表達同情心,我相信NGO及救援行業的發展肯定會更好。 各行各業都必須進步及走得更專業化,救援從業員如是,其實公眾及捐款人也如是。反正都是為了做好事,何不一起做得更好呢?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人道外交:交涉於平民及武裝組織間的香港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ICRC) 位於瑞士日內瓦,成立於1863年,是全球紅十字運動組織的起源。當年瑞士商人亨利 杜南目睹索爾費里諾戰役後,認為世界上需要有一個中立的人道組織,照顧戰事中的平民及傷病者,故此牽頭成立了ICRC。接着,全球響應,慢慢每個國家也開始成立國內的紅十字或紅新月會。 和各國的紅十字及紅新月會不同,ICRC的職責主要源自1949年《日內瓦公約》或戰爭法。它專責在世界各地為受衝突和武裝暴力影響的人努力提供援助,並積極推廣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法律。它是一個獨立而且中立的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共有大約1.6萬名員工;資金主要來自於各成員國政府以及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自願捐贈。 在投資銀行工作約4年後,我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遇上了ICRC。和大部分的同事一樣,我被派到前線戰地如巴勒斯坦,阿富汗及緬甸,擔當ICRC駐外代表(delegate)的工作。在香港,一般人普遍認識前線醫療工作,ICRC也有自己的醫療團隊。但駐外代表是主力從事人道外交的工作,我們會在監獄探訪戰爭囚犯,代表平民與軍隊及武裝組織就軍事行動對平民所造成的傷害而交涉,有時甚至會處理人質綁架事件(https:/ /read01.com/Eyo2Kk.html#.WjP9l-mWyM8)。 HONG KONG SAR,CHINA: December 11, 2017. ICRC dinner in Hong Kong at the American Club city club 在前線工作,見到很多人類的極限,當中讓我思考很多。當大家討論人道問題時,一般都會把焦點放在受害人身上,但其實很多時候,在前線工作的當地員工自身既是救人使者,也是受害人的一部分。我記得在阿富汗工作,在一次野外出差,我要和我的本地團隊(男生)一起在一個房間換衣服。當時,我發現他們8個阿富汗人,每個身上都有着因子彈受傷的傷痕。當時我在想,這些阿富汗同事都是當地的精英,能通外語也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但這些精英在戰亂的國度裡,都曾經歷過生死的邊緣。故此,平民的情況更可見一斑。 另外,像我這些外國同事,在前線的任務都是有期限的,任務完結了就能離開戰區放假。可是,這些當地的員工,他們生於戰區,也活於戰區,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放假離開戰區的機會。故此,每當媒體把焦點都放在願意去戰區工作的外國人,其實我喜歡大家更歌頌這些生於戰區仍能努力生活的人,他們體現了人類的頑強生命力及可能性。 最近,很多人都問目前全球局勢對人道工作者最困難是什麼,亦令我對人道工作及自己成長的環境有進一步反思。我的看法不是什麼大殺傷力武器,而是戰爭的零碎化。以往的戰爭主要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故此國際法能發揮其效能。可是,現時不少的武裝衝突以很新形態出現,例如 : 國家與非國家組織,武裝組織與武裝組織, 甚至是意識形態與武裝網絡。因此,國際法的定位變得含糊,難以確保戰爭法在衝突中得到落實。而更壞的情況,甚至對人道工作人員直接構成威脅。 2017年確實是一個困難的一年,6名ICRC阿富汗員工在工作時被不知名武裝組織綁架殺害,當中有兩位是我從前的團隊。 反觀香港是一個福地,戰爭從來都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其實我們放眼東南亞,都可以發現鄰國如菲律賓,泰國,緬甸都有武裝衝突,甚至戰爭零碎化的現象。試想如果有一天,這些零碎的軍事單位滲入了香港,或者東南亞因戰亂而出現難民潮湧入香港,到底身為國際大都會市民的我們,有多少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是呢 ?我們常說香港非常國際化,除了商業,旅遊外,我們對鄰近地區又有多少認識呢?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