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國際秩序 Archives - 太平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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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國際秩序

社交網絡武器化

日前,總部設於英國、受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劍橋分析」,被揭不當取得Facebook (fb)的5,000萬用戶個人資料,用作制訂個人化政治宣傳,事件凸顯fb保護用戶私隱不力。而朱克伯格在專訪中,亦承認做得不足,「顯然在2016年,我們沒有做好應做的事,無論是俄羅斯干預選舉或假新聞。」 (網上圖片) 俄羅斯在2016年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干預,令「社交網絡武器化」這現象被大幅催化,這裡之所以用到武器化一詞,是由於社交網絡這「武器」被用以粉碎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凝聚力,一定程度比起傳統武器更為有效。 俄羅斯以社交媒體為媒介的影響力攻勢,主要依賴三種手段:1) 專業的挑釁留言者(trolls)使用虛假帳戶在社交網絡散播煽動性內容,以之騷擾/沉默反對聲音; (網上圖片) 2) 軟件機器人(bots)被設置為模仿真實的社交網絡賬戶(往往使用女性和弱勢社群假照片)。 這些機器人增加了分發內容的隨訪者數、likes和轉發;3) 偽裝網站(faked sites)冒充基層組織和媒體公司,在社交網絡上運行具針對性的廣告,針對社交網絡廣告算法揭示的易於動搖之人。而一項研究也發現,虛假消息被轉發機率較事實高約70%,而事實相對於假消息傳送至1500人,需多花六倍時間。 本來在正常情況下,俄羅斯的社交媒體攻勢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可惜到了2016年,多年來的經濟和社會停滯,差劣的領導(從伊拉克戰爭到金融海嘯),以及全球化的壓力(從恐怖主義到貿易),把人們從以往一貫採行樂觀務實的解決方案的習性,一舉推向悲觀和專制解決方案的方向去。 就在這人心渙散的時候,fb和Google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分布公司與社交網絡,完全消除了以前傳統媒體無法精確影響特定的一小撮人的限制,它們成功建立了一個廣告系統,將用戶數據與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AI)結合在一起,以實現對使用者的「精確打擊」(透過了解其政治或生活方式的細微差異)。 (網上圖片) 毫無疑問,這種可實行精確打擊的社交網絡成為了心理戰的最佳戰場,而恰巧俄羅斯一直存在着一套名為「反射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 的心理戰手法,它透過分析目標的心理,以了解它們的反射性社會和政治決策。而由於反射性決策是迅速做出的決策,只需很少的思考,邏輯或反思,因此俄方需要設計和構建觸發器(triggers,包括針對性廣告,修改的新聞故事等),可以穿透目標的信息過濾器中的薄弱環節,以激活其反射性決定,而社交網絡正提供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途徑,給予了俄羅斯找出並利用美國社會結構中的裂縫的絕佳機會與切入點。 (網上圖片)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自由國際秩序何去何從?

雖然近來大家比較關注的是中俄美新冷戰來臨,但對西方而言,近年已浮上檯面且不得不正視的,卻是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衰落甚至終結,當中固然與特朗普上台脫不了關係,但很大程度也是大勢所趨。 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在二戰後所建立的一套全球性、以自由價值為核心,並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國際秩序,由不同的多邊國際機構,包括貿易及安全組織、協定及規範所組成。 (網上圖片) 而這自由國際秩序在冷戰結束後,基本上已與全球化和美國霸權形成三位一體、互為表裹,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為這秩序敲響了警鐘,但最後則很可能會由特朗普親手埋葬它。 (網上圖片) 其實香港人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好處最為清楚不過─香港本身很大程度也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產物,甚至標誌。這自由秩序阻止了大多數經濟糾紛、貿易戰及軍事衝突,使得即使是最小和最貧窮的國家也能發揮自己的社會和經濟潛力,令其人民受惠,而不必擔心強大的鄰國的掠奪與威脅,使市場決定得以由商務,而非欺凌所驅動。而作為這秩序的核心的自由貿易、財產權和法治等價值,更已轉化成香港自身的價值與基石,是我們賴以成功和生存的根本,這些實在很難不歸功於美國所制定與維持的國際秩序。 然而,特朗普政府現正卻親自削弱或放棄了這些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柱。所謂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美國不願承擔對自己不利的責任與協定,為此特朗普詆毀了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機構,放棄了巴黎氣候協議, (網上圖片)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啟動了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談判,並讓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萎縮,造成許多國家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就自由貿易和跨境投資交易進行談判,亦導致一般規則和多邊機構逐漸被國家安全和雙邊關係所取代,令援助與危機融資日益政治化─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獲得融資可能取決於它對鄰近大國的服從與忠誠度。 因此,中國與俄羅斯被美國點名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以前修正主義國家通常是指那些想恢復失去的領土的國家,但這次美國的指控則針對中俄對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顛覆。但最矛盾與諷刺的是,事實上中國恰恰是這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可是它現在卻又想親手顛覆這促成其崛起的秩序,這究竟對世界、對國家是福是禍,實在是難以估算,值得大家深思。 所以港人在這潮流逆轉的過程中感到忐忑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對自由、法治、廉潔、人權、民主的追求,以至它們作為香港自身的根本,很大程度也是拜自由國際秩序所賜,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也是我們一直所期盼的,但卻在慢慢推倒該秩序─兩者此刻是處於對立面,但如上文所言,自由國際秩序與中國崛起兩者原本就是關係密切且並非不能調和,香港作為這兩者當中的最重要持份者,是有責任和必要找出一條兩全的出路來的,但先決條件是香港須有一個懂得駕馭這兩股滙聚的潮流所形成的複雜水流的舵手,來面對這可能是對香港的最艱鉅考驗。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