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博士 Archives - 太平山青年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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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彌昌博士

也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年度報告

由於特朗普及中美新冷戰的緣故,筆者跟學生和朋友說到這年頭國際政治與香港政治終於難得可以接軌,毋須再分開對待。但那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尚未出爐,這邊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簡稱USCC)的年度報告已率先向北京開火,檢討一國兩制的情况,並要求重新審視美國予香港獨立關稅區及對港出口軍民兩用科技的政策,明顯地中美關係與香港事務已緊扣在一起。 (網上圖片) 筆者在明報〈丟掉幻想 準備鬥爭〉(2018年10月9日)一文中,已提到美國對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以及「軍民融合」深以為忌,擔心中國將高科技民用轉軍用,藉以挑戰美國的軍事領導地位,因此遏制中國的首務就是須防止高科技向中國「擴散」。無獨有偶,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中所承認的香港獨立關稅區,讓香港可在美國出口管制下購買敏感高科技,正正觸及到這一緊要關節點上,給予中國可經由香港這「漏洞」來取得這些敏感技術的渠道,這本身已足以將香港捲入中美新冷戰的漩渦之中。 (網上圖片) 所以理所當然地,USCC報告有為了重新審視香港獨立關稅區之地位與政策,以及限制潛在軍用之高科技售到香港的作用,然而實際上,報告卻處處指向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行狀況,其內容及口氣似乎更傾向針對政治狀況,甚至有威脅修改《香港政策法》的意味。 報告的大意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香港的自治權持續受到侵蝕,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挑戰亦與日俱增,同時也在不斷削弱香港的法律自主權,連剛發生不久的香港民族黨被禁和馬凱事件都有提及。當中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存續至為關鍵的主要有以下兩段: “China’s encroachment on the territory’s political system,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moving Hong Kong closer to becoming more like any another Chinese city rather than a SAR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moving Hong Kong closer to becoming more like any another Chinese city” 在港人眼中可能早屬事實,但對《香港政策法》卻至關重要,皆因《政策法》的存在意義正在於將香港區別於中國大陸,特別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情況必須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這一點實質上已觸及《政策法》的範疇,直接令特區的國際地位蒙上陰影。 第二段則是更明確地提及《政策法》,同時指出美國敏感技術出口到香港的前提是該地區與內地的分離/相異: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as outlined in the U.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underscores U.S. support for Hong Kong’s human right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onom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The preservation of Hong Kong’s way of life and maintenance of its status as a global financial and business hub help facilitate U.S. interests. U.S.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export of sensitive U.S. technology to Hong Kong are also predicated on the territory’s separation from the Mainland. In this light, the ongoing decline in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e to Beijing’s increasing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autonomy is a troubling development.” 簡單而言,美國(或至少是USCC)已將香港政治/自治、從美國進口敏感技術,以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與前景捆綁在一起,北京不能只選擇性地繼續保持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由香港進口敏感技術,卻又不保障香港人權、民主、自治與生活方式。 (網上圖片) 誠然,《政策法》以及美國近來行徑固然有「干涉香港事務」之嫌,但北京及港人也須了解西方(在香港)的存在不僅有助於香港國際化,也有助於維護這個國際城市的性質和正常運作─這是各國對一國兩制的原本共識和理解,也是讓香港和一國兩制存在下去的理由。如今香港回歸祖國,其實各國也理解香港須多護着國家利益,不過香港須同時照顧到西方與中國的利益這一點是沒有改變的,如果北京單方面改變固有共識,削減西方的利益與存在,則必會招致反彈,而這一點的偏離也是一國兩制近年變形又走樣的根本原因。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怎樣回頭?

看到中美競爭已由貿易戰演變成新冷戰,不禁令人想起鄧小平─改革開放非但令中國 富強起來,而且更罕有地將中、美,以至香港的利益連成一氣。從戰略的角度來看, 改革開放更可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略欺敵(strategic deception),如果沒有被特朗普政 府識破的話,改革開放40年就等於騙了美國人差不多整整40年,可謂把美國人騙得團 團轉。 2005年9 月,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發表了題爲《中 國往何處去? —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說。演說中呼籲中國成爲現存國際體系 中的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與美國一道維護現存的國際體 系和應對全球性挑戰,令小布殊政府的對華政策思維發生了重要而積極的變化。 誠然,對美國當時的利益而言,佐利克此舉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不利之舉。不過筆者 作為老子的信徒,又怎會看不出佐利克是中了中國的欺敵之計?相對於要抗衡中國崛 起,佐利克的取向實質上等於放生了中國,還給予了它擔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麼 一個冠冕堂堂的借口,任由它繼續在不同領域增加並發揮影響力,作為中國人真的不 偷笑才怪,簡直要還神。 所以,儘量近年中國的國力是上升了不少,但貿然放棄韜光養晦和這極為成功的戰略 欺敵卻是十分可惜。之不過,中共的領導層其實也不乏頭腦清醒、了解中國的全球位 置的人。就只在4年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在芝加哥舉行的第25届中美商貿聯 委會會議(JCCT),發表了重要但不太為國人和各界所關注的「美國引領世界論」:中 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美國已經主 導了世界經濟的體系和規則。中國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願意加入這個體系,基本承認 這些規則,也願意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 第二,但仍然只有美國的55%,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8。更重要的是,引領世界經濟 發展的關鍵技術、塑造世界經濟秩序的各種規則仍然由美國主導。對此,我們有清醒 的認識。中國既沒有想法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者地位。我們只是要在與美國的 合作中,讓美方能更好地瞭解中方的想法,理解中方的國情,尊重中國人民的道路選 擇,不讓政治制度的差異成爲阻隔經濟合作的障礙。 在目前中美新冷戰的氛圍下,再讀汪洋的演說,只令人慨嘆為何開放、務實與清醒的 聲音在國家的體制內屢屢受到忽視。如今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經濟上的逐漸被磨蝕 ,戰略上的更是功虧一簣,不僅是白費了40年來與美國在經濟和外交上的合作關係, 甚至把美國人一世紀以來對中國的幻想徹底打破,俱往矣!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

習近平第二任期首次外訪

習近平從7月19日起出訪阿聯酋、塞內加爾、盧旺達、南非及毛里求斯5國,並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這次長達10天的超級外訪非但是習近平第二任期內的首次外訪,更是在中美貿易酣戰之際,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演變的背景下,中國面向發展中國家採取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意義與形式皆非比尋常。 (網上圖片) 隨著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華發難,北京與華盛頓開始交鋒,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至今已化為泡影。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亦出現頓挫─馬來西亞變天、越南反華示威再現,亦出現外界對中國在一帶一路以貸款援建方式,讓受援國家墮入債務陷阱,繼而陷入主權危機的指控─這不僅令海上絲綢之路變得支離破碎,而且陸上的西進之路也因巴基斯坦陷入債務危機,以及美國在核問題上對伊朗發難,而遭到堵截,令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的「點連點」式地緣政治及經濟再難有寸進。 (網上圖片) 以上種種問題都迫使北京必須積極尋求開拓全新的外交局面。正如習近平在上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要求對外工作要做好「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文章」。事實上,中國向來重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的關係,中國與非洲的合作關係早於1950年代已展開,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更把中國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天然同盟軍」關係講得清清楚楚。在目前嚴峻的外交情勢下,這種關係對中國打開外交新局面來說顯得更為重要,同時也是中國外交回歸基本盤之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外交面臨困境,亦正是中國獨有的圍棋思維發揮作用的時候。如上文所言,目前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皆遭到堵截,令「點連點」式地緣政治再難展開。既然「連成一氣」不成,那麼就只好由原本的內線攻勢轉為外線攻勢─習近平出訪塞內加爾、盧旺達、南非及毛里求斯,正是由內線到外線的轉進,由貫通歐亞大陸到先佔據歐亞非世界島的「角」和「邊」。同樣道理,佈局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亦帶有全球層面的外線攻勢與佔據「角」和「邊」的意義。此乃中國式地緣政治的精髓,他國難以施展。 (網上圖片) 習近平剛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上發表題為《讓美好願景變為現實》的演講,正如其題目所指出,目前在中國的外交倡議中存在着不少美好願景,可是一直以來卻未致力使之落實或變為現實。如今風雲色變,正是中國外交回歸基本盤,將這些美好願景變為現實的契機。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如果是貿易戰就已經很不錯

受到中美貿易戰加劇的陰霾所影響,港股近期屢屢重挫,甚至有策略師警告港股已步入熊市,可見中美角力,香港事實上也是首當其衝。之不過,筆者覺得可笑的是,全球股市竟數度因為貿易戰會否開打而大上大落─即使特朗普是性情中人,貿易戰也不是說打就打、說停就停,更何況中美貿易戰背後的大脈絡及主因乃中美二強的霸權之爭,那就更不為特朗普的性情所左右。所以嚴格來說,將這場惡鬥視為貿易戰,根本就毫不準確,以貿易的角度與邏輯去理解更只會一葉障目,更難窺見大國爭霸的全貌。 (網上圖片) 說到大國爭霸,不可不提的是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所提出,並廣為世界所知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一詞彙,現在已成為了大國權力轉移和霸權戰爭的代名詞。而習近平過往也曾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國自創、用以勸說美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把奧巴馬及美國人耍得團團轉,為中國爭取了多幾年的戰略機遇期,功不可沒。不過特朗普卻看破了中國這一計謀,並且不惜賭上美國的國運,與中國正面交鋒,來一場21世紀霸權戰爭。 (網上圖片) 之不過,假如我們將貿易戰和特朗普因素放到大國爭覇或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裏,卻有其特殊作用及意義。沒錯,現時美國打擊中國的背景與情况,的確與修昔底德陷阱相若:「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所以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但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同,特朗普選擇以貿易戰,而非軍事形式揭開這爭覇戰的序幕,這不僅勝算較高,而且亦不會輕易將美國捲入戰爭, 這種與近年中國及俄羅斯設法不引起美國軍事反應,但實質上達到其目標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見特朗普高明的地方。 (網上圖片)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教訓,在於不要讓你的國家被誘入戰爭(Don’t allow your state to be manipulated into war)。事實上, 歷史上斯巴達和雅典都不想要戰爭,但由於弱小的代理人與盟友的驅使,令雙方陷入一場大規模戰爭。 (網上圖片) 因此, 一定程度上現在特朗普就是為了不讓美國墮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主動以貿易戰的手段,先行修理中國。如果成功的話,不但可使中國屈服,並且亦消弭了一場大國戰爭。 所以說如果這次交鋒是以貿易戰形式落幕的話,就已經很不錯了。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韜光養晦

中共十九大以來,大家都應該經常聽見「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强起來」這口號,意味着中國進入新時代,甚至正式向以往韜光養晦的時代告別。儘管十九大以後,中國的確勢頭大好,外界亦開始認真看待中國的優勢與強大,可是自從2018年特朗普向中國叫板,中美瀕臨爆發貿易戰,中國電信設備商中興通訊面臨美國禁制,就連紀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也匆忙下架,則令人不禁反思中國近年是否鋒芒太露,是否過早脫離「韜光養晦」這戰略方針。 (網上圖片)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鄧小平就國際形勢驟變的情況,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對、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些重大指導方針,最後用「韜光養晦」高度概括了新形勢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韜光養晦」雖不是出自道家人物口中,但其收斂光芒、積蓄力量的意思卻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味道。事實上,我國史上的漢唐盛世很大程度也是「韜光養晦」的直接結果:漢高祖劉邦於西漢初年遭逢白登之圍 ,幾經辛苦才從匈奴包圍中脫險,自此便一直採取朝貢和和親政策,韜光養晦,最後待至漢武帝時期才得以一雪前恥、收復失地。唐代伊始唐高祖也須對突厥稱臣,唐太宗亦經歷了渭水之辱,幸好唐太宗勵精圖治,派李靖率大軍平定東突厥和吐谷渾,成就了隋唐盛世。筆者相信鄧小平也是根據這些歷史事實來制訂其「韜光養晦」戰略方針,令中國得以從極其困難的境地中走出來。 之不過,一直以來作為中國的假想敵的美國,可不是匈奴突厥之流,而是當世獨大的超級大國。誠然,中國享受了20至30年的戰略機遇期,國家實力大幅增加,然而這卻是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未能分身對付中國, (網上圖片) 同時又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國力大損、神話破滅的結果,可是這卻使中國產生了過度樂觀甚至輕敵的心態,加上習近平已大權在握,眾人一面倒歌功頌德,令中國不得不提早放棄「韜光養晦」方針,造成目前鋒芒畢露、過早亮劍的情況,招致美國出手反擊。 (網上圖片) 很多人都誤解了「韜光養晦」代表銷聲匿跡、無所作為,這是不了解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結果。事實上,「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係─沒有「韜光養晦」的前提與指導,「有所作為」也很容易會走樣變形,因此國家越強,才得見「韜光養晦」的可貴。所以美國一本專著的書名說得很對:那是《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中國只要繼續韜光養晦,那麼要在2049年,即中國建國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國,稱霸全世界,並非夢想;然而過早出頭,頭腦發熱,則會丟失難得的不敗之地,招致眾強的圍攻,得不償失。 如今之計,中國應該盡量促使美國驕傲自大,使它更肆意去濫用其霸權,盟友及支持者離心離德,以自己的盲動來終結其霸權─這也是道家戰略的精髓。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社交網絡武器化

日前,總部設於英國、受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劍橋分析」,被揭不當取得Facebook (fb)的5,000萬用戶個人資料,用作制訂個人化政治宣傳,事件凸顯fb保護用戶私隱不力。而朱克伯格在專訪中,亦承認做得不足,「顯然在2016年,我們沒有做好應做的事,無論是俄羅斯干預選舉或假新聞。」 (網上圖片) 俄羅斯在2016年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干預,令「社交網絡武器化」這現象被大幅催化,這裡之所以用到武器化一詞,是由於社交網絡這「武器」被用以粉碎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凝聚力,一定程度比起傳統武器更為有效。 俄羅斯以社交媒體為媒介的影響力攻勢,主要依賴三種手段:1) 專業的挑釁留言者(trolls)使用虛假帳戶在社交網絡散播煽動性內容,以之騷擾/沉默反對聲音; (網上圖片) 2) 軟件機器人(bots)被設置為模仿真實的社交網絡賬戶(往往使用女性和弱勢社群假照片)。 這些機器人增加了分發內容的隨訪者數、likes和轉發;3) 偽裝網站(faked sites)冒充基層組織和媒體公司,在社交網絡上運行具針對性的廣告,針對社交網絡廣告算法揭示的易於動搖之人。而一項研究也發現,虛假消息被轉發機率較事實高約70%,而事實相對於假消息傳送至1500人,需多花六倍時間。 本來在正常情況下,俄羅斯的社交媒體攻勢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可惜到了2016年,多年來的經濟和社會停滯,差劣的領導(從伊拉克戰爭到金融海嘯),以及全球化的壓力(從恐怖主義到貿易),把人們從以往一貫採行樂觀務實的解決方案的習性,一舉推向悲觀和專制解決方案的方向去。 就在這人心渙散的時候,fb和Google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分布公司與社交網絡,完全消除了以前傳統媒體無法精確影響特定的一小撮人的限制,它們成功建立了一個廣告系統,將用戶數據與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AI)結合在一起,以實現對使用者的「精確打擊」(透過了解其政治或生活方式的細微差異)。 (網上圖片) 毫無疑問,這種可實行精確打擊的社交網絡成為了心理戰的最佳戰場,而恰巧俄羅斯一直存在着一套名為「反射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 的心理戰手法,它透過分析目標的心理,以了解它們的反射性社會和政治決策。而由於反射性決策是迅速做出的決策,只需很少的思考,邏輯或反思,因此俄方需要設計和構建觸發器(triggers,包括針對性廣告,修改的新聞故事等),可以穿透目標的信息過濾器中的薄弱環節,以激活其反射性決定,而社交網絡正提供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途徑,給予了俄羅斯找出並利用美國社會結構中的裂縫的絕佳機會與切入點。 (網上圖片)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自由國際秩序何去何從?

雖然近來大家比較關注的是中俄美新冷戰來臨,但對西方而言,近年已浮上檯面且不得不正視的,卻是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衰落甚至終結,當中固然與特朗普上台脫不了關係,但很大程度也是大勢所趨。 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在二戰後所建立的一套全球性、以自由價值為核心,並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國際秩序,由不同的多邊國際機構,包括貿易及安全組織、協定及規範所組成。 (網上圖片) 而這自由國際秩序在冷戰結束後,基本上已與全球化和美國霸權形成三位一體、互為表裹,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為這秩序敲響了警鐘,但最後則很可能會由特朗普親手埋葬它。 (網上圖片) 其實香港人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好處最為清楚不過─香港本身很大程度也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產物,甚至標誌。這自由秩序阻止了大多數經濟糾紛、貿易戰及軍事衝突,使得即使是最小和最貧窮的國家也能發揮自己的社會和經濟潛力,令其人民受惠,而不必擔心強大的鄰國的掠奪與威脅,使市場決定得以由商務,而非欺凌所驅動。而作為這秩序的核心的自由貿易、財產權和法治等價值,更已轉化成香港自身的價值與基石,是我們賴以成功和生存的根本,這些實在很難不歸功於美國所制定與維持的國際秩序。 然而,特朗普政府現正卻親自削弱或放棄了這些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柱。所謂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美國不願承擔對自己不利的責任與協定,為此特朗普詆毀了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機構,放棄了巴黎氣候協議, (網上圖片)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啟動了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談判,並讓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萎縮,造成許多國家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就自由貿易和跨境投資交易進行談判,亦導致一般規則和多邊機構逐漸被國家安全和雙邊關係所取代,令援助與危機融資日益政治化─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獲得融資可能取決於它對鄰近大國的服從與忠誠度。 因此,中國與俄羅斯被美國點名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以前修正主義國家通常是指那些想恢復失去的領土的國家,但這次美國的指控則針對中俄對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顛覆。但最矛盾與諷刺的是,事實上中國恰恰是這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可是它現在卻又想親手顛覆這促成其崛起的秩序,這究竟對世界、對國家是福是禍,實在是難以估算,值得大家深思。 所以港人在這潮流逆轉的過程中感到忐忑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對自由、法治、廉潔、人權、民主的追求,以至它們作為香港自身的根本,很大程度也是拜自由國際秩序所賜,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也是我們一直所期盼的,但卻在慢慢推倒該秩序─兩者此刻是處於對立面,但如上文所言,自由國際秩序與中國崛起兩者原本就是關係密切且並非不能調和,香港作為這兩者當中的最重要持份者,是有責任和必要找出一條兩全的出路來的,但先決條件是香港須有一個懂得駕馭這兩股滙聚的潮流所形成的複雜水流的舵手,來面對這可能是對香港的最艱鉅考驗。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從伊朗示威看21世紀專權國家的挑戰

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月3日,伊朗爆發了一連串示威,這場歷時20天的示威(有傳示威仍然持續)蔓延至全國各地的示威,已成為自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以來,伊朗境內規模最大的反政府抗爭。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21世紀專權國家的政治環境以及它們所面對的挑戰。 (網上圖片) 這次伊朗抗議風潮蔓延全國,讓伊朗政府和學者專家同感驚訝:現任伊朗總統魯哈尼不僅是改革派和開明派,在2013年和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均獲得過半支持而成功當選,而且在魯哈尼執政下,2017年的通漲率卻壓到了10%以下(在他當選前的2013年是43%),6%的GDP成長率亦創下近年新高;至於28.8%的青年失業率也與過去持平,就算沒有大幅改善,亦沒有顯著惡化。再加上2016年西方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國內經濟情況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嚴峻,所以反政府抗爭在這個時候爆發,各方也始料不及。 當然,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觸發示威的源頭,就是國內通脹勁升,國民每天都進食的雞蛋,價格一周彈升5成。因此伊朗民眾認定總統魯哈尼沒有下決心改善民生,令西方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以來,國內經濟發展緩慢,民眾感受不到解除制裁帶來的實際好處。同時伊朗政府亦只顧擴張什葉派在中東的勢力,置民生於不顧,反而對其他什葉派「兄弟」伸出援手,最終導致民怨四起。 但相對於這些解釋,其實已有兩個「J形曲線」理論均足以解釋這一輪示威的成因,分別來自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Ian Bremmer和美國社會學家James C Davies,兩種理論基本上都是解釋革命發生的理論。 Bremmer發現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開放程度大致上是依循着一條 J 形曲綫(見圖一)。如圖中所示, Y 軸表示穩定程度,而 X 軸表示開放程度,專制及獨裁國家大多處於曲綫的左方,而民主開放的國家則處於曲綫的右方。 專制及獨裁國家一開始在曲綫左端普遍上都非常穩定,但隨着國家日漸開放,穩定程度便會驟降,須直到國家建立起公民社會,以及對民眾負責的制度,穩定程度才會回升。由於現今全球化令世界各國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而全球的專制國家均要面對由曲綫左方右移,導致穩定程度驟降的危機。 Bremmer的「J曲線」理論與伊朗情況相當吻合:上文已提到,伊朗總統魯哈尼本人屬改革派和開明派,他在示威期間公開表示人民有權表達對自己國家的問題的批評,但不能訴諸暴力和攻擊公共財產,他甚至在講話中劃清示威者與外來影響的界限:「所有這些民眾並不是接到了海外勢力的指令,而是他們生活困難迫不得已走上了街頭。」即使魯哈尼的開明態度是有目共睹,但根據Bremmer的「J曲線」理論,在國內歌舞昇平的同時,原來亦在不知不覺之間接近「J 曲綫」的最低點,令革命一觸即發─這弔詭現象令21世紀專權國家的領導人更難以下定決心進行改革及開放國家。 至於Davies的「J曲線」理論,基本上屬一個期望管理理論(見圖二)。由於人民期望隨著滿足感的提升而拾級而上,然而國家發展終究很難一帆風順,因而期望與現實有機會出現落差,落差太大的話便會爆發革命。從這理論的角度來看,魯哈尼出任總統後,經濟陸續好轉,2016年西方又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令人民期望不斷上升,最後在經濟發展放慢,民眾感受不到解除制裁帶來的好處的時候,雞蛋價格彈升5成便成為了示威的導火線。 這兩個理論讓我們知道,當21世紀專權國家的領導人的難處:開明可能是壞事,給予人民過高期望也可能有問題,經濟長期向好將來反而更易出問題─ 一字記之曰:難。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十九大之後的中美形勢

十九大之前,西方不僅對中共管治,以至「一帶一路」等中國的倡議與主張,基本上都予以全盤否定,甚至還經常宣傳中國崩潰論:《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已在渲染中國崩潰論,到了2012年改口說中國會在一年後崩潰,至今已淪為笑柄。 (網上圖片) 2005年,美國要求中國在世界上擔當一個「負責任的持份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要只懂坐美國的便車,現在中國不單負起了不少全球責任(如成立亞投行),而且有點陰錯陽差地更成為了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守護者和推手,令西方的「眼鏡」跌滿了一地。 另一方面,十九大同時亦代表了中國繼續西化和民主化的想像的破滅。一直以來,西方都期望中國與西方漸行漸近,最後走在一起,或者為世界建立出一種既中既西的新文明,但隨著時局發展,一條去西化的東方化路徑已成型,中國踏上了一條與西方分庭抗禮之路。以往曾風靡一時、獨領風騷的「美國例外論」(US Exceptionalism),現在已逐漸為「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所取代。 (網上圖片) 中國在十九大後無疑是形勢大好:一開始《時代雜誌》就給了國家一頂「中國贏了」的高帽,特朗普訪華也給世人一種連美國也承認中國崛起的印象,隨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亦被塑造成與會的奧巴馬及各國認真對待中共,令人有中共再非洪水猛獸之感。 之不過,國家與國人卻不能因此而頭腦發熱,因為即使美國在特朗普治下影響力江河日下,但美元霸權仍在─全球88%的貨幣交易都是以美元進行,全球的經濟強國亦只有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與此同時,軍事力量在美國總體影響力中所佔的比重,亦持續下降,這並不難理解─全世界都依賴美國主導的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電腦及手機操作系統,基本上今天我們做任何事也離不開美國的系統。即令Google在內地可能被封,不過內地99%的手機的操作系統都屬Android或iOS卻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美國也是絕大部分「後工業時代工業」(“post-industrial” industries),如高等教育、科學、醫藥、出版、商務服務等的翹楚,中國難以望其項背。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朋友」每每是要「買」回來的─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大多是中國「找數」才願意參與的,相反世界有不少國家也爭著「付費」加入美國的俱樂部─所以說中國需要「買」朋友回來,但美國卻不用付錢。 (網上圖片) 簡單來說,目前無可否認還是美國的天下。 雖則如此,國家與國人卻毋須因此而妄自菲薄:隨著中國不久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事實上已在帶來500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不但最大的經濟體不是西方國家,而且更將處於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觀和政治結構的領導之下。不過亦須留意,同樣也是第一次,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並不是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的國家,同時仍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 面對這些犬牙相錯的形勢,以及各有千秋的勢態,港人更須比外界更清醒些,才能確實掌握到歷史的潮流。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