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學者對話—黃洪教授 在職貧窮未解決！
黃洪教授談起跨代貧窮問題，就解釋其實所有小朋友都沒有收入的，嚴格來說，以收入來量度，只可以說是來自貧窮的家庭。青年的貧窮問題，等於家庭的貧窮問題，事實上現在香港面對的一大群「在職貧窮」(working poor)問題的人，以前的貧窮是老弱傷殘人士，他們領了綜援就可以解決。現在是新貧窮問題。有工作但依舊貧窮的一批人士。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情況呢？黃洪解釋， 1997後，發生了很長時間的失業問題。有工沒有做，有人沒工做。人工很低。當時服務業月薪大約6000-7000元，但女性服務業叫價只有3000-4000元。又例如茶餐廳侍應平均月薪7000元，僱主壓榨新來港婦女至4000元，婦女又甘心，那變相拉低平均工資水平了。新來港婦女、 少數族裔等，他們的議價能力很低，又願意接受低的工資。如此一來，長期穩定的工種被邊緣化的勞工如兼職、合約制、假自僱等一一替代，最終只有一個結果–工資下降。黃洪就說，要解決青少年的貧窮問題，必先解決貧窮家長問題。生涯規劃? 根本是未涉及核心的原因，完全對青少年沒有絲毫幫助。現時的悲哀狀況是，即使是香港頭三大的大學出身，便等於可以脫貧嗎?答案是完全否定的。這是大環境所造成的，只有厭惡性工作如洗碗，建築業工人才可以賺取高人工。可是讀飽書的大學生願意做嗎？
全球化也是另一導致在職貧窮的原因，全球競爭劇烈，訓練趕不上科技的進步，當一群婦女訓練完中文打字，傳呼台已搬遷往中國內地，銀行後勤不少已被搬遷往大陸的廣州、印度等。連銀行服務櫃台都以機器代替，只剩下營業員，文職收縮是大趨勢，有不少50多歲的勞工找不到工做。黃教授表示曾知道有中年人士在政府的再培訓中心讀了30多個課程，最後只當了家務助理，政府的再培訓並非失業人士的靈丹妙藥。
香港的貧窮問題源於不公平。不公平的制度為何會出現? 就是涉及資本主義的三大回報: 資本、勞工、土地—生產原素的應有回報。少數金融地產的資本一定利潤大。中小企只有微利，不是賺很多錢。他們的支出大部分放在租金之上。結果是誰掌握樓及空間供應，就等於賺得最多。小資家被大資本家欺負，非金融地產業務金被融地產業務欺負。有樓收租的人最生活無憂，等於脫離了貧窮。香港出現一個明顯現象，收入嚴重分配不公。愈有資產的就愈易有資產，大家在不同的起跑線，有部分人唯有「靠父幹」。黃教授有切身體驗，其女兒從事會計，半夜2時才回來是閒事，最後還是決定不幹，只因為勞動回報太低。現時有老人院輸入外勞以降低成本，又是誰承受苦果呢?
黃洪認為研究工資的問題才是宏觀地對「脫貧」發揮作用。有研究發現，從事兼職的婦女，尤是新來港婦女。若時薪提高，她們是願意增加工時的。香港於2004年合法規管最低工資，結果商議出來只是28元。黃教授認為非常沒有意思及浪費時間，他當時已預計到每年只會增加2元左右，只是勉強幫助一批沒有議價能力的青年人。
他非常認同英國的做法，利用生活工資水平( living rate)，約50元左右時薪，若僱主願意跟從的話，必先要認証及切實執行。現時已有不少機構自願跟從如匯豐銀行。黃金的定律是，作為良好的僱主才可以聘請到好的員工。事實上，立法會令僱主覺得係愈多制肘。香港方面，黃洪認為可以好好考慮此方式。生活津貼是大家與商界一起想清楚，並而配合一起做，而非站在對立的方向，他認為這是此兩年會大力爭取的議題，大家不可以輕言放棄的。
黃洪一向致力於貧窮的研究項目，然而他認為研究以外，最重要的是還是民間的爭取，有著學者一貫的堅持作風，他強調：「民間不自己去爭取，只靠人恩賜， 就沒有了張力與壓力！」筆者又說起一批常駐的「麥當奴難民」，試問一下房價昂貴是否唯一因素? 應該如何理解此現象呢？ 黃洪認為與申請公屋也有密切關係，申請到公屋固然可喜，卻有一批人被排除在外。例如一人家庭，有些沒有結婚又購買不起私人樓宇，只好居住「劏房」，與多隻跳蚤為伴，結果難以入眠，唯有去麥當奴睡個數小時，真是現今繁榮的香港真實的寫照。黃教授回想起曾一同爭取退保的一位已去世的婆婆，他鼻子一酸話婆婆跟他說：「（退保）我不是為自己爭取，而是為了你和你的下一代去爭的。」這話仿佛成為了黃教授推動研究和爭取長者保障的動力。過程中，即使有青年人的不認同，他亦寄語青年人不要只看眼前為他人的付出，要多想自己年老後也有機會需要到社會資源的關顧。
筆者非常心痛，我愛的香港有著如斯的畫面，筆者認同黃洪所言，只有無間斷的爭取，才可以改變現狀！力量雖然小，有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香港人，不要放棄可以嗎？
採訪及編輯：洪倩茹
撰文：郭秀梅
May 31, 2018
